三江平原北部土地垦殖驱动力研究

土地利用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与热点问题,驱动力研究则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难点。目前在驱动力研究方法上还存在过多依赖数学分析方法的趋向。该文以三江平原北部为例,从垦殖主体、垦殖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三江平原北部土地垦殖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作为土地垦殖的不同层次主体,通过他们各自的功能、行为共同驱动土地垦殖;科学技术、自然环境为土地垦殖外部环境驱动力,他们为土地垦殖主体提供了更加高效的垦殖手段,更加有利的垦殖环境。     

土地价值剖析

关于土地价值理论,我国存在土地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土地收益论、土地商品价值论、效应价值论、使用价值论、二元价值论等观点。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析,无价值而有价格的纯自然土地具有“虚假的社会价值”;已经人类劳动投入的土地是由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构成,土地构成的二元性决定了其价值构成的二元性：由土地资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土地资本价值和由土地物质的供求决定的土地物质的虚假社会价值;土地资本投入对周围其他宗地的土地物质价格产生或正或负的影响     

土地发展权损失补偿的制度分析及对策

财产权利若想证明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必须正视公权力对其所施加的约束与限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的权利要求与我国土地开发垄断制度设计,客观上使土地开发补偿制度应具有双重功能,既能填补受补偿人所受损失,亦能使受补偿人公平参与土地开发收益的分配.我国土地开发补偿制度功能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利人土地发展权的缺位,故应分别从农地、市地两种开发补偿项目中增加土地发展权损失补偿,以实现以开发补偿制度矫正土地开发收益分配失衡的目的.     

财政分权、收益分配与土地市场化进程

随着财政分权改革和土地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土地市场分权模式经历了中央集权、高度分权和中度分权三个阶段,各阶段土地市场呈现不同的特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围绕土地市场收益分配的动态博弈形成了不同的分权模式以及相应的土地市场收益分配格局.高度分权模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与需求上实现了均衡,也推动了土地市场化改革;中度分权模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产生偏离,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引导地方政府,调整土地市场化路径.     

农用地变更许可的法权表达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4条确立的农用地转用审批行为,是从程序层面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制度保障。变更农用地用途管制须遵守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这由此确立了农用地用途变更许可制度。在法权逻辑层面,应将农用地用途变更许可行为归结为农用地开发许可法律制度的范畴。以农用地开发许可权的法律属性来定性农用地转用审批行为,可避免农用地转用审批这一事实行为游离于法律思维之外,而处于文本层面的灰色地带。     

西方环境经济学语境下的生态解救之路——福斯特的批判与启示

西方环境经济学解救生态危机主要有自然资本化、技术改良主义、开放自由市场共三重路径。但美国学者福斯特却一一指出了这三条道路的不足:自然资本化其实是在按照市场—商品的原则构建整个生态系统;技术改良主义真正关注的并不是生态危机本身,而是技术能为资本带来多大的增殖;自由开放的市场则在推动财富积累的同时加快了对自然开发的速度。虽然福斯特的分析主要立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但其理论依据与分析结果则对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确保经济社会与自然协同发展以及防范生态帝国主义的殖民与入侵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存在问题及其对策——以成都市为例

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受国家法律和土地产权制度制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集体决策机制、土地价格机制、收益分配机制、供后监管机制不健全,抵押融资、农村规划、土地征收、土地整治配套改革滞后。成都市在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需借鉴成都市经验,从优化制度环境、健全内部机制、完善配套改革三方面构建政策体系。     

我国转轨过程中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自2003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以来,地根经济的说法越来越广泛.梳理转轨过程中的土地政策,对我国土地政策效果进行评价,提出未来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方向,有助于发挥土地要素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更大的作用.     

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的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需要土地承包经营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化,而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本化的主要进路.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的程序问题、股权化后的土地股权流转问题以及物权制度和股权制度的契合等问题的解决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的必要前提,而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后土地股权的法律定位问题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