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鬼”的谜底

1950年秋,我随组织部刘部长（原陶林县,现察右中旗旗委组织部）到后大滩一个村搞土改工作。不知为什么,每当晚上召集群众会总是来人寥寥,不欢而散。经过挨门挨户访问,才得知原因。     

我参加了土改丈田队

1951年9月,我们这里的土地改革进行到了分田阶段。要分田,就必须先核实田地的面积亩数。可是那时农村的田地只有少数有田契的载有田亩数,而且由于各种原因,其数字并不可靠,其余大部分都是按民间习惯以多少担谷田来计数,并无准确的田亩数字。因此,土改分田必须先丈量田地确定面积。     

中国两类土改小说的比较研究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土改小说有着明显不同:前者以政治和政策为主导,记述历史进程,而对历史进程中被挤压的个体的命运,则缺乏必要的关注,作品成为政治运动的次声部,因而这类作品对暴力和土改干部的描写较为单一。后者以史料和文献档案为基础,能够冷静地谛听、考辨与重建历史,具有很强的私人性和个体性。他们在描写暴力事件时,将暴力与人性纠结在一起,更好地彰显了历史事件的多重意蕴。他们对"冷酷型"、"反思型"和"悲情型"土改干部形象的塑造,呈现了历史进步途中个体命运的复杂性。四五十年代土改小说存在的种种问题,除了受当时政治形势的规约外,与二三十年代以来左翼文学形成的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有着密切关系。     

老区土改中为何发生乱打乱杀

土地改革进入复查阶段后,一些地方乃将土改工作重点由用清算方式将地主土地转入到农民手中,演变为追挖地主藏匿的浮财,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乱打乱杀现象.群众运动本身容易产生过激行为,加之片面强调走“贫雇农路线”,对于群众运动发生的偏差采取尾巴主义的态度,并且“缺乏严禁乱打乱杀的政策思想”,是老区土改中一度出现乱打乱杀现象的重要原因.     

农民视角下的土地流转政策——基于圈层理论的统计调查

农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还权于民.土地在农民眼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农地制度改革可以让农民在土地上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充分保障农民应有的权利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发展.农地制度改革切不可操之过急,应当在充分试点并局部推广成功后才能大范围的推行.     

想见“朱老师”

1952年端午节后,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县委派我和老红军汪正龙同志赴乐平县第三区库前乡搞土改复查工作。汪正龙同志是位久经考验,一身多处伤残的老革命,但是他不识字;我虽然在部队学会了几个字,但也不够用,所以我们到区里开会时老受批评。县里领导很重视,很快派了一位女同志来当文书,专门负责写总结汇报等材料。有了一位好帮手,我和汪     

中共在参军支前运动中的农民思想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开展的土地改革使解放区的广大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但这些翻身农民并非立即就有了自觉参军作战与拥军支前的愿望,他们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广泛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后,才逐步提高思想觉悟,从被引导到自愿、自觉投身于解放战争的拥军支前运动中,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土改文学视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而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路线是依靠深入乡村的土改工作队来执行的.土改工作队在改变乡村的同时,也受到土改运动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土改工作队员在此过程中的锻炼与改造,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工作队员.土改运动不仅仅是社会运动,更是一个触及人思想的运动,各阶层人物在外力的冲击下,都要改变惯性意识的运行轨道.土改文学的丰富性就在于对身处其中的人物思想意识及其演变的展现,这在对知识分子的描写上体现得尤为鲜明.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0～1952年期间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步骤方面较之民主革命时期的土改运动有相当变化。在划分阶级成分方面有十一点新精神,在对待富农的政策方面有四点新内容,在土地财产的分配政策方面有六个新特点。新区土改的这些政策改进,基本保证了避免掠夺性的乱挖浮财,扩大了受益面,保护了农业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和现代技术基础,减轻了社会震动。     

土改文学中的女性身体书写

在土改文学中,女性身体从传统势力的桎梏中获得了解放,而在革命前提下身体获得的自主是有限的,女性仍然难以摆脱对男性主体的依附。女性衣着的新旧更迭象征着女性的翻身,革命身体不能被物欲所支配,必须在劳动中不断接受驯服改造。革命对于身体的改造永无休止,而女性身体开始隶属于国家所划归的阶级身份,成为革命理念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