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文化治边”之举措——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依靠清王朝授予的诰敕、号纸、印信等信物取得合法统治权之后,他们通过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浸润,采取多种举措体现自己的权力象征,以实现“文化治边”的目标。具体而言,“文化治边”举措有四：一是在物质文化方面,土司衙署的建立;二是在制度文化方面,印信号纸的获得;三是在行为文化方面,土司法令的施行;四是在精神文化方面,表征系统、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权力结构的建立。《滇事杂档》相关史料中以文治和教化等文化权力表征体系来治理滇南土司地区的思想,既是对清代中期官僚政治的认识与理解,又是对道光年间土司文化治权的阐述和诠释。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与完善的理论思考

地方自治作为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地方治理形式,可以有效克服中央集中管理的弊端,提高地方治理的效率,保护地方的利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框架,保障聚居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利和自治权力,维护自治地方各民族的利益,且自治地方各民族都享有民主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虽有各民族共同参与管理的现象,但主要基于人民共和体制和现代民主制度而存在和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制度资源,通过多样的民主形式,保障自治地方享有法律规定的自治权等各种权益.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西部贫困成因及可持续治贫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在介绍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以贵州省作为西部地区的典型代表,对其2005、2007、2009三年间的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量和生态赤字进行测算,以掌握贵州省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状况.通过人均生态足迹测算结果以及贵州省部分经济、社会指标分析导致西部贫困地区贫困发生基本致因,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政策法规、农业建设、生态保护、资源利用、教育水平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论法治、宪治、人民主权及当代中国应解决的问题

依法治国具有丰富的内涵 ,法治是法律之治 ,而不是用法来治 ,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 ;依法治国实质上就是依宪治国 ,法治即宪治 ;宪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就是坚持人民主权原则。依法治国最终必统一于人民主权这一宪法原则之中。当代中国要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在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上大力培植。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研究视角与进路

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与农民行动单位有关,农民行动单位包括家庭及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家庭联合体,具体如宗族、小亲族、户族、联合家庭及地域共同体(如村民组),正是农民行动单位成为了决定乡村治理状况最为重要的内生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