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是我国最后一个移民乡和惟一一个驯鹿养殖基地。特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必然走驯鹿产业化和发展原生态旅游业之路,发挥城乡边缘区的补充功能,借区域经济发展之力,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高校图书馆与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

在信息社会,信息素质是每个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具有良好的信息素质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信息素质。     

英美国家应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挑战的政策经验及其启示

在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的情形下,一段时期以来,英国和美国在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范围、方式、程序以及监督救济等方面可谓是下足了功夫,以期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英国和美国为应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挑战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尽管它们的具体做法以及取得的成效略有不同,但其经验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基本理论研究

社区教育信息资源共享是实施社区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创新机制。目前,在社区教育信息资源共享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如信息系统共享体制和机制不完善、社区教育信息生态失衡、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互动不足、缺乏信息公共服务意识等问题。需要通过政府、社区教育信息资源开发相关的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多元共建的方式,开发优质共享信息资源,构建相互协调的资源共享模式,在区域内建立社区间的信息共享联动机制,提升政府和居民的信息公共服务意识来不断完善社区教育信息资源共享系统,达到良性运转。     

知识与自由关系的伦理反思

知识-信息社会在增进人们的自由能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对人的自由构成严峻挑战的现象:有些知识能够造成限制与损害人的自由发展空间乃至毁灭整个人类的严重后果;有些知识可以被少数精英有意垄断和肆意利用,成为支配和控制广大受众的重要工具。同时,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导致行为主体很难达到对全面的、整体性的知识的掌控,从而不可避免地处于无知的常态化状态,因此,其自由自主的决断能力也就大大受限。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决断之基础与依靠的知识-信息拥有权,就构成新一代人权诉求的努力方向。人们唯有尽最大可能地拥有掌握客观与主观世界真实和全面的知识-信息这样一种能力,自由才可以预期。     

互联网没有记忆

随着信息载体从壁画、泥板、石碑、莎草纸、手抄本、图书到互联网,我们对"记忆"的认知似乎也在发生变化。技术的进步导致信息膨胀,但同时也渐渐导致了数据的丢失。莎草纸、图书可以保存信息数千年之久;而硬盘可能短短几年就无法访问,写在网络上的信息更是平均存在时长仅仅只有100天。在《互联网没有记忆》这本书中,美国历史学家艾比·史...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主体权利及其未决问题——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分析对象

大数据技术将世界万物迅速地数据化,人类个体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数据主体。大数据技术为数据主体创造了更多的福祉、自由和价值,也带来了个体权利的风险。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主张数据主体拥有知情权、访问权、更正权、删除权(被遗忘权)、反对权、限制处理权和数据可携带权等数据权利。数据权利的法律化致力于尊重和保护数据主体的隐私、自主、尊严和利益,但是该条例仍然无法妥善解决数据权利与信息自由的内在冲突、永久性删除与技术性隔离的两难、原生数据的保护和衍生数据的无为以及算法歧视的阴影与公正权利的诉求等问题。对欧盟GDPR所主张的数据主体权利及其未决问题的分析期待能为中国数据治理模式的探究提供学理基础。     

高校虚拟研究平台的发展与思考

虚拟研究平台脱胎于虚拟组织,虚拟组织脱胎于计算机科学中的常用术语"虚拟内存".目前虚拟研究平台的发展变式是虚拟科技孵化网络、虚拟研究院(所)、虚拟大学园.虚拟研究平台的规范发展需要重视组织形式的灵活多样性、规章制度的约束性、资源信息的支撑性、操作平台的便捷性等.     

环境信息规制与企业绩效——来自重点排污单位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中国环境信息规制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规制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具体来说,在全样本下环境信息规制会倒逼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改善生产技术水平;同时也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提高企业绩效。但是,基于不同产权性质下环境信息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其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强。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面临着较为严厉的监管约束,更注重加强环保设施投入,自身环境表现良好,且信息不对称对其约束作用较弱。通过变更指标衡量方式、安慰剂检验和样本量敏感性等稳健性检验,以上结论依然成立。在中国环境治理的实践中,较完善的环境信息披露规制制度对企业发展和环境改善有着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