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凉山彝族村寨建筑模式建立村落调研

彝族建筑艺术实际是非物质文化和工艺艺术文化的综合体,它可以为文化的体验提供一个综合的场所,它依托于凉山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综合文化呈现的载体.彝族民居的研究最早是集中于对传统民居的研究,其后从现代建筑科学的角度对彝族建筑发展、彝族传统民居形式传承和彝族现代居住环境观点有诸多探讨;近年来对彝族建筑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建筑设计本身,更注重建筑与文化的多方牵引作用,如陆铭宁的《彝家新寨建设与民族文化产业化途径探讨》就是从建筑与自然环境、建筑与人文环境的关系探讨.但是目前还鲜有从文化体验角度出发,对彝族建筑生态环境和人文旅游环境进行专题研究.     

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政治中心的选择与分省设想

唐后期,为了控驭广西西南部的非汉民族,在广西境内首次设立高层政区岭南西道,道治位于邕州,但历时短暂。从北宋到明代,在以民族因素为主导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广西的政治中心长期位于桂林。清代中前期,民族因素对广西地缘政治的影响削弱,桂林作为省会只是历史惯性的作用。清后期爆发的边疆危机,成为广西地缘政治变动的新因素,广西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成为历史发展的妊然趋势。     

“国防一线”的“三线建设”——云南三线建设的历史研究

云南处于援越抗美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国防一线,同时又是我国地缘国防战略的大后方。既是“一线”又是“三线”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赋予了云南三线建设独特的面貌和经验。在1964年至1980年的云南三线建设历程中,经历了两个建设高潮。文章试图真实再现各个阶段的规划部署、实施过程,分析出现的问题,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这场特殊的“备战经济”建设,为保卫边疆安全、巩固国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为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亚的地缘政治：“大博弈”与“小博弈”

以往的论者关于中亚地缘政治的分析,一般都十分重视大国因素,自然缘于大国政治对地区地缘政治的重大影响.文章在探讨中亚地缘政治的发展脉络过程中,既充分考虑到大国间的"大博弈",在主要分析美国中亚地区大战略的同时,还关注小国的作用,在"大博弈"与"小博弈"的交织、汇演中把握中亚地缘政治的新动向.中亚舞台上的"大博弈"与"小博弈"的交织、汇演,地缘政治形势将愈来愈复杂.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嬗变

建国后的30年间,村落家族文化几经冲击而有所变异,但其血缘秩序的本根并未受到影响.改革开放促使村落家族文化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群体性质的血缘关系日趋松懈,家庭规模呈逐渐缩小之势,辈分等级秩序逐步被平等性、法制性所替代;族居方式的地缘关系大为削弱,族员的流动性、杂居性与聚居性交相并存;新的业缘关系逐步生成,村落家族结构日趋消解.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村落家族文化的基质总体上呈逐渐削弱、消解的过程,但具体到某些地域和某种基质的变化程度则存有较大差异.村落家族文化的走向并非是对其一概排斥,而是革故鼎新.     

远去与归来——一种跨越乡土社会的田野民族志方法论

远去与归来构成了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超越了乡土社会研究的村落传统.村落从来不是局限在村落的范围内的,通过行者的远去,村落的边界得到了跨越.同时考虑到归来取向的村落研究与远去取向的跨村落研究,一种田野民族志的方法论才堪称完整.     

南海:中国转型阶段再发展的地缘“七寸”

南海因地缘经济与海洋法等因素而成为地区争端,又因中国快速复兴提升的"四维一体"式地缘政治因素而成为国际大国间的博弈平台。已经被国际化的南海问题注定将伴随中国实现完全复兴的全过程,是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地缘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南海问题能发酵至今归根到底还是我国发展不到位。南海恰恰是中国在转型期实现再发展的能源与市场的有力支撑。从大局观出发,中国的再发展,地缘在于南海,根本在于内修,运用"双轨思路"政策,树立亚洲新安全观、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维持南海稳定、开发南海资源、拓宽全球市场是中国政府在新的起点上做出的有益尝试。     

村落与宗族: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宗族社会研究

山东运河区域聚落的形成,既受自然环境尤其是京杭运河的影响,也是明清以来外来移民迁入定居、繁衍的结果。不同的宗族组织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墓祭、修族谱、建祠堂等方式敬宗收族,强化各自边界,但落籍先后、资源分配、文化势力不均衡等原因,又导致大小宗族进入家族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进程并不完全相同,而这种差异取决于地域族群的构成及空间环境的变化。山东运河区域的地理性空间维度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水利、商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落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和村落社会关系的构成。这表明,宗族与地域的契合,是理解区域宗族社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