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言、智、境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

中国哲学发展了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诠释学传统,特点是相比于西方诠释学所关注的"道"与"言"的问题,中国哲学诠释学关注道、言、智、境四个问题,通过对形上之道的诠释,达到"天人合一"的最终境界。     

海德格尔对出自形而上学人道主义的追问——源始伦理学“在”之源的解蔽

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出自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以对象化的方式对待人,这种做法并不是对人的本真关怀。由于海德格尔坚持存在论的真理观,因此他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出自形而上学的存在论人道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人道主义认为人之人性是绽出之生存,人只有进入存在之澄明中才能使人之本质得到根本绽现。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的反思并不是主张非人道主义,而是开启了人道主义的其他眼界,他把存在之真理作为人绽出之生存原初要素的思想称为源始伦理学。     

基于《爱的徒劳》和《仲夏夜之梦》谈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内涵

莎士比亚是活跃于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的英国著名戏剧家和诗人,同时他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宣传者。莎士比亚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他被称之为"人类文学奥林匹克山上的宙斯"。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成果如浩海烟云,多不胜数,尤其是在悲剧方面,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性广受评论家们的注视。在喜剧方面莎士比亚的成就也极具伟大性,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思想肯定是具有统一性的,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必然是因为其精湛的深刻的思想与创作艺术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莎士比亚的喜剧都是以乐观主义做为基调,蕴含着人文主义者的美好理想,对人类光明的前途充满了期望。     

浅析《雪之女王》叙事策略的继承与突破

韩国青春偶像剧《雪之女王》作为一部爱情悲剧,深受很多年轻观众的喜爱。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它采用了"不定的内聚焦视角",设置了爱情实施者、爱情阻力与爱情助力的叙事结构,注重作品的季节因素、空间场景的搭建和场面的意境化传达,从而实现了对传统韩剧的继承与突破,也对我国的电视剧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生活的点缀

正作品《坐活的点缀》是我对日常生活屮的一组静物的描绘。画面屮冇插花的花瓶,还有红洒、面包和水果,它们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必需品之外对也活的点缀。正是通过这样平淡却不失丰富的一组静物,让我对今后的生活产生了丰富的联想,表达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之情。     

感悟之道——《秋庭婴戏图》美学思想探微

本文以"感悟之道"对南宋画家苏汉臣《秋庭婴戏图》"秋"之意境、"庭"之环境、"婴"之心境、"戏"之背景、"题跋"之艺境进行解读,力求在这幅作品的诗情画意与哲思中,阐释对待艺术作品当树立"心"与"画"合一的品味态度。     

让领导作风成为群众福利、发展红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重要讲话的体会

<正>焦裕禄是党员干部保持优良领导作风的表率,弘扬焦裕禄精神就是要建设优良的领导作风。2014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河南兰考县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要标本兼治,经常抓、见常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效,通过立破并举、扶正祛邪,不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努力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建设优良的党风政风,领导作风建设是关键和核心。抓好领导作风建设,必须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历史使命,树立新理念、采取新举措、构建新机制、取得新成效,切实让领导作风建设成为群众福利和发展红利。     

礼意重诠与制度开新——论先秦原始儒家对为旧君服礼制的层累诠释及其意义

从周代的政治体制及礼治原则考察,周代为旧君服礼制体现了对旧君故臣关系的贬抑。然而,由于受到以恩义相维系的旧君故臣关系发展的现实和孔子独断论诠经方法的影响,先秦原始儒家对为旧君服礼制的递相重释,使得该制度负载起了儒家理想的君臣之道的内涵。此后,汉晋礼家以此为基础,在经典与社会互动的诠释取向下对此古礼进行了层累诠释,最终推动经典制度在晋代的新变。这显示,中国古代以求道为取向的层累诠释对于经典礼制的开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

朱谦之是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研究著作已经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民国时期,朱谦之以自己的历史哲学为基础,对日本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对原始资料的整理,还是在理论上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他都进行了不懈努力,为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系统地分析和总结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不仅对整理学术史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推进现在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国叙事”再考

“人力车夫”和“城市街景”,是《满韩处处》与《支那游记》之“中国叙事”的典型场景,其中对“污浊”“混沌”“无秩序”等负面元素的描述颇为醒目.不少文献资料证明,此种“中国像”并非特殊的个人记忆,而是东洋“他者”的某种共同记忆.在这类“中国叙事”结构的背后,作家对中国古老文明文化的憧憬想象与目睹现实的乖离、日中两国社会现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作家对中国的负面感知；近代以来世界性的中国话语建构、特别是“东方主义”观念也参与其中,限制了作家理解亲近中国的内在欲望.“绅士”式的矜持和优越感令他们难以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完成对中国的深刻体悟；而近代帝国列强的殖民欲望、脱离文明驾驭的霸权强权方式,也深刻地嵌入在时代背景中,潜在地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