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城镇化运动

法治化进程与城镇化运动在彰显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问题上,具有同构性和互动性意义。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三个维度,分别与城镇化运动之间形成了相互作用关系。城镇化运动一经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相结合,必将给新城镇(市)人的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带来公平、公正、民主、和谐等现代性文明因素,从而有助于国家和政府对城镇化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治理能力的提高。     

基于政企关系的人工智能时代公共治理难题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让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纵向上体现为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关系,横向上体现为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且这种网状关系与公共领域中新出现的三类问题,即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成熟造成的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形态而使传统社会向新时代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由于人工智能的不当利用产生的问题相互影响。     

社会性突发事件升级的诱因及其治理路径

社会性突发事件升级对我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极大地冲击着社会秩序。其升级的诱因主要与事件中个体或群体的生理心理应激反应、获得的社会支持和治理主体的迟钝行为有关。要科学合理有效地防治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升级扩散,必须加强对事件中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疏导,提高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的管治能力,建立公众参与的有效治理机制,从而形成社会协同治理的格局。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其法治化路径

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治化水平低,权力制约机制不规范,内部人控制严重,委托关系不明确,核心竞争力缺乏。其法治化路径是:建立操作性较强的的财务、事务、权力制约等法律制度;彻底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深化产权制度的改革,进一步从法律制度上肯定股权多元化,设计保护中小股东的制度;进一步用制度明确委托关系,通过法律来规范出资人的权利、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进一步提高企业选人、用人、薪酬制度的法治化水平,整体建构国有公司法人结构治理制度,提高核心竞争力。     

京津冀区域治理与三位一体机制设计的研究

京津冀区域位于我国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结合部，是我国经济由东向西扩散、由南向北推移的重要枢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京津冀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有利于形成南北均衡的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格局，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乃至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针对目前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中的问题，笔者从区域治理角度就促进京津冀一体化，架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京津冀区域治理机制，提出通过树立互动合作理念，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区域法律法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方式来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