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自主性、民主治理与村庄公共品供给——2014年15省（区）102县102村的问卷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项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中国村庄公共品供给并不相同于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地方政府行为.在我国,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受到乡村关系体制、村庄治理结构的一定影响,但更主要受到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因此,当前应该加快城乡社会经济的统筹发展,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促进城乡公共品供给均等化.     

A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the Chinese Family Structu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n the Basis of the 2010 National Census Data

2000年以来中国家庭结构变动表现为：核心家庭比例明显下降,单人户显著上升,直系家庭没有降低反而略有增加。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有别：城市核心家庭构成缩小,单人户明显增加,直系家庭稍有降低;农村核心家庭构成降幅较大,单人户提高,直系家庭上升。城乡二级家庭结构变动也不尽相同。人口流动、子女数量、人口老龄化、婚姻和住房情况对家庭结构及其变动有显著影响。在家庭结构小型化为主导的时代,政府及社会组织应加强以家庭为目标的公共服务建设;改进户籍制度,减少劳动者与其家庭成员的地域分割;为增进和改善家庭代际关系创造条件。。     

邻避冲突与中国的环境矛盾——基于对环境矛盾产生根源及城乡差异的分析

当前我国的邻避冲突不断爆发,对邻避冲突的研究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它难以应对目前中国所遭遇的环境矛盾:从邻避冲突的诉求目标而言,它的局限促使其仅能保护当地免受邻避设施的直接危害;从邻避冲突的产生条件而言,这种抗争行动难以适用于乡村地区。结合我国环境矛盾的生产机制以及环境矛盾的城乡差异,可以认为邻避冲突对于城市地区环境矛盾的解决容易推动邻避设施向乡村地区转移,进而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环境矛盾。为此,解决当前中国的环境矛盾需要城乡一体化意义上的环境改革措施。     

教育、职业与阶层的三维代际流动研究

基于CGSS(2017)数据,以比较流动的方法描述教育、职业和阶层这三个指标的代际流动水平,并揭示各关键变量对代际阶层流动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我国整体的代际流动现状以短距离向上流动为主;教育规模扩张未能有效提升代际流动水平,但能促进代际流动的内部均衡化,缩小内部差距;代际流动现状中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表现为：农村地区、西部和中部区域的子代更容易实现较长距离的代际向上流动,但流动的内部不均衡性也更为突出;城市地区和东部区域的子代较难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但流动的内部差距较小、分布较为均衡。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是开放性的,教育这一自致性因素仍是底层群体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最重要通道,但高校和社会也需要有所行动。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城乡老年人健康分化

将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社区的各种居民团体和协会的活跃程度,从该视角研究城乡老年居民在健康上的差异。通过多层模型,控制个人因素,分析社区社会资本与个人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引入社会资本变量对比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差异的变化。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个人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学变量以及社区层面的经济变量之后,社区社会资本与个人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对于个人的身体功能状态,社区层面因素的影响则不明显,更多地是受到个人层面变量的作用。其次,在控制社会资本变量后,城乡老年居民在健康水平上的差异明显变小,说明社区社会资本在解释城市与乡村居民健康水平的差异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城市居民的优势来自更高的组织和团体参与程度。研究也部分地证实了中国老年人群体健康不平等的社会原因,为人口健康差异形成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实例验证。     

我国乡村老龄化现状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与应对

根据2020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乡村老龄化率为17.72%,先于城市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我国乡村老龄化整体呈现出老年抚养比增速快、低龄老人务农比例高等特征,与国际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乡村老龄人口就业占比相对较高。分区域看,粮食主产区乡村老龄化增幅更多、老年抚养比更重、老龄就业比重更高;全国乡村老年抚养比28.13%,但粮食主产省份达31.28%。通过定性梳理乡村老龄化对农户参与粮食种植及其粮食生产行为效率等的影响,提出积极应对乡村老龄化、保障粮食安全的思路与对策建议。     

人力资本城乡结构差异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二元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典型特征.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是造成二元经济现象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从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入手,结合我国二元经济的特点以及人力资本城乡差异,分析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并提出缩小人力资本城乡差异实现二元经济的顺利转化的解决途径.     

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人口红利视角

2010年我国人口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11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增加,传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然而,在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整体变化和其内部变化并不一致,人口红利在人口分布上发生了乡城转移.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一直高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地区的总抚养比远低于农村地区.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和人口红利乡城转移的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别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为了获取更有效的人口结构转变收益和城镇化释放的人口结构红利,应该完善就业服务体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参与效率,同时通过资金、机构和服务三重保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