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法律问题探析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继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之后在合同法统一化方面所取得的又一项重大成果。通过分析《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性质、特点和适用等一些基本法律问题及其与“1980年公约”的关系可知,《通则》与“1980年公约”在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上是不同的,二者事实上属于一种并存而非对立的关系,《通则》在一定程度上对“1980年公约”起着补充和完善的作用。     

日本农业保险发展概述及启示

农业保险是日本最稳定、最持久、覆盖面最广的农业保护措施。日本实践表明,发展农业保险需要配套的制度供给和先进的技术支撑,包括完善的法律法规、必要的财政支持、一定的法定强制和先进的统计系统。这些内在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对于发展中国农业保险大有裨益。提出中国农业保险应加快农业保险立法,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实行“法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创新农业保险组织制度。     

分歧共识展望--10余年来国内全球化理论研究述评

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我国学者对全球化若干问题和理论观点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全球化是客观的自然过程，还是主观的意识形态；全球化是单一的经济全球化，还是政治、文化、社会等整体的全球化；全球化是趋同化、一体化、单质化，还是多样化、民族化、异质化；全球化是物的全球化，还是人的全球化；等等。不同思想、观点相互碰撞、交锋，在争议中逐渐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全球化至少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全球化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对世界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全球化具有主客观性：全球化过程内在地充满着矛盾；全球化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利益与弊端同在；现实的全球化是不公平的；等等。正确认识我国全球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明确下一阶段的努力方向。     

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的导向和类型变化的多种可能性

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导向可能会出现如下几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形象地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独特而又有力的中国声音;二是加强并深化维护世界和平的主题;三是坚守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传承并光大中国的优秀文化;四是放大红色基因,积极弘扬革命浪漫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新主流文化导向的影响下,中国的类型电影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在灾难片、伦理片、科幻片、武侠与现代打斗片中会出现新的调整或重塑。与此同时,在类型电影的微调和变化中,我们也应看到高科技所营造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穿越”类型的新的叙事手法和网络传播、网评等,也可能会带来各种新的融合的机遇和弊端。因此,加强管理和规范网络的商业化运作是理所当然的。     

银行战略联盟的价值链分析

从价值链的角度诠释银行战略联盟,可以认为战略联盟的实质是价值链核心环节的互补。银行战略联盟有三种策略:交易联盟、职能联盟和动态联盟。从实际出发,银行组建战略联盟应该遵循一些基本原则。我国银行应实施战略联盟,以提高我国金融业的核心能力。     

幽默汉英互译的考究

从三个方面来考究幽默英汉的互译:首先是对比其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并阐述其不可译性如何"变通"为可译性;其次,幽默翻译需要找到形成幽默的机制,才能掌握幽默的要素,以致在翻译中不丢失幽默要素;最后,在传统的翻译基本技巧基础上,归纳出幽默翻译的基本技巧.     

最后的“挽歌”:难以抗拒的生存绝境——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的代表性主述模式考量

在中国当代动物叙事创作中,以动物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叙事基点进而揭示动物物种所面临的举步维艰的生存绝境,从而表达一种强烈的末世"挽歌"情结,这几乎可以看做是最为常见也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一类主述模式表达。文章正是立足于从具体的叙事语法、艺术规范、主述框架等艺术形式层面的考察,以及根基于伦理指向、情感范畴与价值旨归等思想内容层面的深入探讨,以求从更为全面与科学化的意义上去审视这一特殊的"挽歌"类叙事类型。     

玩具与神:谷崎润一郎笔下女性形象两极化倾向及其美学理念

谷崎润一郎笔下的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玩具与神。玩具象征着官能美的极致,神则象征着古典美的永恒。无论哪一种女性,她们都是美的载体,谷崎通过这些女性传达出其独特的美学理念: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强者;最美的东西就是年轻女人的肉体;在丑恶、怪诞中存在着美。谷崎的美学观念与他的恋母情结以及复杂的恋爱婚姻经历息息相关,同时,日本的传统文学和西方的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我国户籍改革如何有效推进

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基本原则不能排除具体法律条文的适用——兼评张学英诉蒋伦芳遗产继承案

尽管基本原则贯穿于民法始终,但它并不能离开具体的法律条文,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基本原则才有直接适用的余地。在本案中,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遗赠法律关系和侵害配偶权的法律关系。找法的不正确,是本案中法官不得不依靠抽象的基本原则去寻求所谓“公平、正义结果”的直接原因。要通过较为完善的立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