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的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之关系

中唐诗人刘禹锡从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始任屯田员外郎,到文宗大和元年继任主客郎中,其间跨度达二十三年之久,这在唐代郎官中极其罕见,甚至对后期的郎官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刘禹锡三任郎官、四任刺史,长期的京城任职与刺史外放,对他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关系较为密切。具体而言,表现在诗歌中的郎官意识非常明显,其中的刘郎意象在中唐成为郎官的代名词,并在文士中流传广泛。郎官期间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了郎官悠闲精致的生活,游园与宴饮是最主要的两大主题。诗歌酬唱则成为其任职郎官期间的主要创作形式,在唱和形式和诗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新变,从而掀起了中唐唱和诗创作的一个高潮。     

律诗研究的新视角——评陈静《唐宋律诗流变研究》

律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体裁,也是古典诗歌中运用最多的一种形式。学术界研究律诗的论文和专著不在少数,但《唐宋律诗流变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一书却在这个熟悉的领域让人看到了新颖的内容。     

诗歌翻译与皮尔士的认知符号学理论阐释

皮尔士符号学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理论存在着契合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体验观、行为主义和范畴观。从认知符号学的角度分析诗歌翻译的符号特征,包括物理特性、指示性和心理性,能够以此为原则指导诗歌翻译的具体实践。     

飞翔:修辞与意义——论孟浪的诗

在孟浪的诗歌作品中,总表现出一种飞翔的姿势.作为一种修辞,这种飞翔姿势具有隐喻的多重性与多向性.从孟浪的诗中可以发现无数有关暴力的话语,但却读不到任何对于暴力的直接控诉;可以说,孟浪的修辞策略在于他关注的是暴力的多重面貌,暴力的暧昧性,暴力与理想、真理等的含混,以及暴力由于过度强烈而造成的不可诉说和不可确认.     

论诗歌言语运动的两个变项

诗歌言语生成中的非语义和非句法规则总称为“非语法化”,它构成了诗歌言语状态的第一个变项 ,并孕育了诗歌的“一次生成”。非“非语法化”、中性词语、直接呈现……这些要素的组合构成诗歌言语运动的第二个变项 ,并孕育了诗歌的“二次生成”。两个变项都意味着泛诗精神和纯诗精神的努力 ,并分别构成了中国 80、90年代优秀诗歌的不同风貌     

十六字令二首 贺“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一党,开天辟地谱华章。创伟绩,处处铸辉煌。     

再造河山建家园——赞舟曲抗灾斗争

一 舟曲遭灾罹大难,九州四海齐救援。 军民携手争朝夕,再造河山建家园。     

地域学视野中的当代中国诗歌

每个诗人的心灵深处都会深烙上较为鲜明的地理学印迹,那种特定的地域意识和地域特性也将在他们的诗行之间不时悄然地流溢出来。这种诗学特征在当代许多诗人的诗歌中都可以找到验证。论文以潘维、陈先发、雷平阳为例,揭示他们的诗歌分别与江南、桐城和云南等地域的精神联系,以期从新的视角上对新世纪诗歌进行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