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性社会与差异的正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与价值维度

以物质利益关系为尺度,社会形态的更替可分为同质性社会、异质性社会和差异性社会.历史基础和制度体系说明了我国处在"差异性社会"阶段,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三大潮流进一步强化了差异性社会的现实.差异性社会是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有差异才有和谐,在(社会主义)差异性社会的基础上,"和谐"才是一个可能和必然性的目标.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差异性社会)决定了和谐社会追求的公平正义应是"差异的正义".在实践"差异的正义"的过程中,制度公正是首要的,制度设计要以"最不利者"为基准;要坚持"基本公平"与"比例公平"的统一;要警惕新平均主义的抬头,反对新自由主义.     

金融危机背景下大龄返乡农民工养老保障模式与政策支撑

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型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企业的经营困难造成了一大批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而其中的大龄农民工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困境。如何解决他们养老保障问题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对现实生活中大龄返乡农民工养老面临的四大困境分析表明,从国家养老保障政策的支持、社会养老关系网络的构建、充分发挥受保主体的自保能力三个层面来构建金融危机后大龄返乡农民工养老保障的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构建证人保护制度

无论在刑事诉讼还是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中,证人不愿作证和拒不出庭作证一直是一个广泛存在、悬而未决的复杂问题,证人拒证不仅严重妨碍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且对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也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为了解决证人出庭问题,在强调证人必须出庭的同时,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证人的保护。本文拟从证人保护的理论基础出发,分析我国现行立法确立的证人保护制度的不足,从而提出重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具体设想。     

高等教育领域中社会、政府、市场、大学的角色定位

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理顺社会、政府、市场、大学之间的关系,将各个主体扮演的角色准确定位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面向未来,大学自主、学术自由是教育民主的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过程依赖与政府、市场的博弈制衡,最终的目标是使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与社会形成互动关系.     

论少数民族语言权的立法保障——以行政法治框架中的民族自治立法为视角

少数民族语言权是由国家给予保障,使权利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取决于立法的有效供给和政府活动的法治化.在行政法治框架内审视民族自治地方对少数民族语言权的立法保障问题,要突破现有体制和传统思维固有的局限性.民族自治地方在立法保障的路径选择上,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民族自治立法建设,二是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权行政活动的监督和救济机制.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路径探析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社会梦",基本路径:社会公平正义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之魂,合理收入分配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源泉,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途径,完善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安全阀。     

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养老研究

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立了独立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和企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之后,二者随着政策的变更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囿于历史问题,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差异逐渐明显,引起公众广泛的讨论。因此,我国政府急需重视养老金双轨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开始进行并轨制度设计。     

探析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红色文化的发展史正是一部生动的中国近代史;也是红色文化自身不断丰富和发挥社会作用的历史。在当代,红色文化的内涵可以简洁地概括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红色文化将继续发挥教育人、激励人的重大作用,继续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农民负担沉重的制度根源与改革之道

中央自 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强调减轻农民负担 ,但十多年来问题依然存在 ,而且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 ,成为导致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本文试图揭示农民负担沉重的制度根源 ,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改革之道。制度根源之一 :农村税费制度不合理要想解决问题 ,必须判明症结。农村税费制度不合理是导致农民负担沉重的制度障碍之一。1、乡统筹的征收依据不明、名实不符。国务院 1 991年颁布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 ,“乡统筹费用于安排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农办公助事业”,但“民办公助”被有关部…     

制约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价值基础的主观因素探讨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新加坡的教师教育政策集中体现了"以师为本""平等性""可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等价值基础,而制约其教师教育政策价值基础的主观因素主要包括特定的政策理论、意识形态以及实践主体的需要和态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