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宋士大夫隐逸之风述论--晚宋士风研究之二

士风是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晚宋士大夫隐逸之风是晚宋士风一个重要内容.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风气.形成隐逸之风的原因是皇帝昏庸、权相专政、小人得志,正直之士受到压抑.这对晚宋政局及元明清有很大的影响.     

大晟府词人新考

徐申崇宁五年(1106)九月至大观元年(1107)任大晟府乐令,大观二年(1108)十月出知常州,任典乐则在大观二年十月前。晁端礼于政和三年(1113)六月下旬赴大晟府,以谪散官而任制撰文字职事,一月后叙复,命官为按协声律,未及上任即卒。万俟咏、田为、江汉于政和三年五月后任制撰文字,后各有升迁。江汉政和六年至政和七年间(1116----1117)离开大晟府任密州通判,万俟咏宣和元年(1119) 八月前离开大晟府任秦川茶马司干当公事。田为自政和四年(1114)正月后至宣和元年十一月均在大晟府任职,先后任燕乐所制撰、修制大乐局管勾官、典乐、乐令、典乐、大司乐。     

少年游事老方觉——南宋遗民词人的怀想之悲

南宋遗民词人在亡国入元后的生活里,经常性地怀念在故国时的生活,在痛苦的现实生活里回忆往日的欢乐旧事,更增添了他们的感伤惆怅。这种由今昔对比产生的怀想之悲,是南宋遗民词人群体悲剧性心灵体验的表现。     

中国古代士大夫淑世意识的产生根源及其影响

淑世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入世使命感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但当代各个领域内"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建构,使得淑世意识这种精神现象的正当性受到质疑。淑世意识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士大夫政治,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直到今天仍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精神传统。     

礼佛双修——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精神世界考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迎来了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促成这一高潮的主体。对这一时期的儒佛关系进行考察的学术成果,较少涉及士大夫阶层的这一主体地位,更少关涉促使他们活动的深层次原因。士大夫阶层特有的超越精神,在这一时期促成了礼佛双修的谈辩境域。一方面,他们重视丧服制度,制定家礼以维系家族,把对儒家世俗伦理价值的追求落实在齐家的儒学中;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归心"佛教的方式,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士大夫这种试图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的诉求,是由其本性中的超越精神决定的。     

试论士大夫“师教”传统与当代核心价值观的重建

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终极价值的体现,它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重建的方向。笔者以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师教＂传统为切入点,从道德和文化层面探讨其与核心价值观重建的关系,并以此彰显传文化的当代价值。     

论明代闺秀词人的"女性书写"及其词史意义

明代闺秀词人书写了其在男性世界中为人女、为人妻以及为人母等不同身份的多元情感体验,表现了明前词中所不曾有的真正的女性情思与女性美感特质。同时,也从理论上提出＂诗故非大丈夫事＂这一新的观点来肯定女性的写作权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书写＂。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明前女性词主题单一、性别色彩不够鲜明的局面,把女性词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女性词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略论《桃花扇》中对儒家士大夫的批判

作为孔子的后代,深谙儒家之道的孔尚任在他的名著《桃花扇》中,对作为儒家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隐微地寄予了自己救国救民的期望,但更多的则是对他们或祸国殃民,或无能救国的批判,而赞扬了被孔子认为“难养”的“女子与小人”的侠肝义胆,有勇有谋,并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未来的希望。这不能不说是对儒家政治观的一大发展。     

文人士大夫对山水城市格局的影响——以范仲淹在延安的营建活动为例

中国传统城市以其独特的营建传统,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古代文人参与城市建设活动的梳理,并以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延安期间的营建活动作为实例,对“谁是传统山水城市格局的创造主体”进行研究,认为文人士大夫对传统山水城市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当代规划设计师的综合素养进行了反思。提出当代规划设计师应具备古代文人士大夫那样高尚的道德情操,广博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深厚的乡土情怀。     

李世俊书法的人文情怀

当代行草书创作,"尚意"、"尚情"者众,形成主流态势,标志着当下行草书创作成就。李世俊即是当代行草书创作阵营中风格独特的中青年书法家。言其风格独特,基于如下理由。人文情怀:宁和淡泊。世俊兄的人文情怀、生命状态虽不敢言比肩宋、元、明、清文人士大夫,却也充盈着一种清丽之古风:温文尔雅,谦谦君子。试图在体验一种不执著的生活,享受放下的快乐、放下的智慧。世俊兄很懂得生活与艺术的智慧,对待生活,看重在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