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伶三曲述略及士优男风文化解读——以《王郎曲》、《徐郎曲》及《李郎歌》为考察对象

清代咏伶文学的兴盛反映了当时士夫文人狎优风尚的普及,名伶三曲作为其代表,更折射出江南士大夫由狎优而起的男风之好.流行于清朝士宦中的男风,揉进了特定时代的政治因素、审美心理及民族情感;相较于明朝,少了一份粗俗和肉欲,多了几分雅致和深情,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清代士优男风文化.     

刘焘行年考

刘焘是北宋后期词人、书法家,元祐三年(1088)进士;元祐六年至八年,为曾布幕僚,后任定州安抚史管勾,与苏轼同僚;绍圣年间(1094-1097),任删定官;建中靖国元年(1101),任秘书省正字兼著撰;崇宁元年(1102),任监察御史;政和八年(1118),为淮南东路提刑;宣和七年(1125),除秘阁修撰;靖康(1126)中,因擅离官守,被劾致仕,后家居故乡长兴.     

盛中唐词的文化之变

有论者以六朝为词之滥觞,是由于梁陈宫体诗为宫廷文化的产物,而唐词之兴也与宫廷文化相关,由君臣宴饮到内宫生活,产生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最初之词。中唐词开始涉及边塞文化与贬谪文化,张志和所作则是隐逸文化的体现,而王建的词可见中唐的三元文化构建,尤其表现出上接宫廷文化,下开士大夫文化的特点。中唐词人中,刘禹锡、白居易作品最多,除创调意义外,他们所作更在贬谪与闲适二义上,体现了士大夫文化在词中的转换、发展,闲适中饶感伤更是南唐、北宋士大夫词以“闲情”为大端的肇始。     

归隐:晚明士大夫的政治退避与个性张扬

晚明士大夫的归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它是极端君主专制和繁荣起来的工商业互相激荡的结果 ,是士大夫对事功和享受重新体认、对社会责任和自我关怀仔细思考后的选择。这种行为于改善政治无益 ,对发展经济不利 ,却对丰富思想文化大有好处     

徽郡的困境:1577年徽州府人丁丝绢案中所见的地方性与国家

大约在公元1200年至1550年(即所谓的"宋—元—明转型期")之间,由于士大夫数百年的经营,徽州府士人的地方认同感极强。但是到了1570年代初,歙县有人提出自明初以来本应徽州府六县共担的"人丁丝绢"一直是由歙县独自承担,请求当局对此作出公正处理。由此引发一场歙县和徽州府其他五县之间的对抗,最终在1577年发生群体性抗议活动和暴力冲突,颠覆了阖府认同。在各级官府的干预下,人丁丝绢事件以皆大欢喜的方式收场,作为地方行政体系中一单位的、由王朝国家所定义的徽州又得到彰显。徽州府人丁丝绢事件揭示了中国帝制后期地方主义的几个重要特点。第一,地方认同可以同时在几个规模层面的"地方"(主要是府或县)上生成,这也就使得"乡邦"的概念在地理上很模糊,最终在所有规模层面上都削弱了"乡邦"的政治号召力。第二,"乡邦"在地理上的模糊性的背后,是虽然时有伸缩,但从来定义明确的国家权力。第三,地方认同在规模上的可变性同时也造成其作为政治力量的不可捉摸性。人丁丝绢事件也清楚地显示,徽州阖府认同从未被赋予过独立的、不可化约的政治价值。如果它对朝廷无害,能为乡人带来好处,则它就可以长盛不衰。但是如果这些条件消失,它就有可能遭到上来自国家、下来自各县的挑战,很快崩塌,并丧失对徽州作为"地方"的定义权,将其让渡给在政治权力和合法性地位两方面都比它强大得多的朝廷。在这个意义上,徽州府的人丁丝绢案极好地展示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内部的"地方"在意识形态上的贫困。由于社会和国家之间没有明显分离,地方士大夫很难像西欧的地方精英一样要求地方自有的权力和尊严,士大夫的地方主义只能在国家划定的框架内运作。在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离开国家而想象地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宋朝约束官员的老规矩

<正>历朝历代,都会有一些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老规矩,史书上称之为旧制、故事或典故等。有些老规矩,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规范了官员的行为,约束了权力的泛滥,宋朝就有这样的老规矩。老规矩之一:"官员不入酒肆"在宋朝,尽管京城开封餐饮业很发达,大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员却不敢进酒店吃喝,因为官员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错,不管公款还是私款,马上就会遭到御史的弹劾,不是罢官免职,就是纪律处分。据《归田录》     

麒麟门北刘裕陵

江宁汤山麒麟门北1公里．便可见大道两侧各有一只巨大的石兽．这里便是1500多年前叱咤风云的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归葬之地。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名寄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比较明智的帝王，堪称一代有为之君。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永遇乐&#183;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用“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来称赞他的传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