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家族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势力的膨胀 ,导致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家族性特点。河南是士族较为集中的地区 ,浓厚的门第观念及推崇个性才情的时代风尚 ,促成士族对文化的垄断。特别是东晋以来河南士族大批南迁 ,侨居的身份及以后寒庶力量的崛起 ,使文学的家族性特点得到加强。这不仅体现在文学之士累世而出 ,而且还表现为创作上的共性特征 ,以至于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族文学集团。陈郡谢氏便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

史界一般认为 ,至唐代 ,江南士族早已衰落。事实却是 :江南士族的衰落指一般而言 ,有些高门士族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 ,至唐代 ,又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 ,通过科举入仕 ,从而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唐代江南籍的宰相基本为六朝士族出身 ,表明江南地区在唐朝高层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六朝士族 ,并非唐朝新兴的家族。特别是唐后期 ,江南旧士族在高层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和加强     

唐代幕府武将挂文职事官、文散官官衔现象研究

受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的影响,唐代在官职设置上有清、浊之分,以清官为贵。安史之乱以后,相当一部分幕府武将会被授予一个或数个属于清官范畴的文官头衔。这种现象在唐朝中后期十分普遍。一方面,唐朝中后期,幕府武将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群体。由于专门用作奖酬军功的勋官日益低贱,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因此唐朝政府不得不拿出一些清贵的文职官衔授予幕府武将,代替勋官用以奖酬军功、安抚人心。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绥靖,是唐朝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削弱情况下的一种安抚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在藩镇的人事任免上,节度使可自辟僚属,使得一些幕府僚佐与唐朝政府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因此将中央的文职官衔广泛授予各个藩镇的幕府僚佐,使原本游离于唐朝政府之外的幕府官僚被纳入到了唐朝统一的职官体系中,在唐朝政府与幕府官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在形式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明治维新的转折点——西南战争

西南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是明治维新的转折点。它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明治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剥夺了封建武士的特权,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和反抗,最终导致了1877年这场历时8个月的反政府叛乱。这是一场以复辟封建制度为目的的叛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件。明治政府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对封建顽固势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算,基本上消灭了顽固守旧的士族,彻底打消了士族阶层通过武装叛乱恢复自己昔日“辉煌”的念头,为明治政府以后各项改革政策在全国的顺利推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财阀”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日本从此进入到向近代化国家稳步发展和自由民权运动逐渐高涨的新时期。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族婚姻观念变化

文章从士庶之间严格的婚姻界限、新旧门户之间的婚姻关系和帝王婚姻关系等三个方面,探讨了魏晋时期随着士族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迅速崛起而在婚姻观念方面发生的明显变化。     

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

豪族向士族的转变是汉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东汉乃转变的重要契机。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     

浅析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

关中本位政策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所提出的学说.这一学说是用以阐释西魏、北周、唐三代政权的特点.关中本位政策这一学说,60多年来被海内外学者广泛引用,似乎已经成了定论.但对此学说,陈寅恪先生并没有专门的界定,只是在他作品有所体现,给后人的感觉上是有道理的,但总觉得有些模糊,甚至引起理解上的争议.由此,本文将从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对其概念进行解读.     

"四姓"考释

“四姓”最初出现于东汉初年,指四个势力强大的外戚家族。东汉末年,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出现及曹魏门阀制度的确立,“四姓”逐渐泛指一些地方大族,且终东晋南朝之世未变。自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始,“四姓”含义出现变化：一指孝文帝诏令规定的甲乙丙丁官方“四姓”,一指社会习惯意义上的“四姓”,后者一直持续到唐末。唐以后,士族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四姓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的意识,只是在少量文献中偶有记载;但其影响所及,不只限于中原政权,对国内少数民族政权和周边他国政权也有深远影响。     

南朝文人“诗以用事为博”的文化考察

在皇权政治复归、士族政治势力逐渐被边缘化的南朝,士族文人为维护其门第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向学术文化的深广处开掘,博学融通,试图以繁密、新奇的使事用典建构文学的防线,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诗以用事为博"的第一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