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天水赵氏宦居与乡里变迁

十六国时期,天水赵氏因仕宦后秦形成“京兆—天水”的“双家形态”。随着后秦衰亡,赵逸、赵温、赵迁三支分别进入赫连夏、仇池和江左,后又皆入仕北魏。在北魏,赵逸、赵温二支皆宦居京师,但分别葬于洛阳和天水,呈现出不同的乡里认同;赵迁一支,随仕宦而居,却归葬于家族在后秦开创的京兆小陵原祖茔。北朝后期,赵逸一支宦居北齐京城邺城,但以洛阳为乡里;赵迁一支,因仕宦西魏、北周,回归京兆乡里;赵温子孙在乡里认同上,则呈现出京城与天水的分歧。北朝天水赵氏的个案研究显示,北朝士族因仕宦而迁徙乃至移居京城可能已较普遍。     

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从南朝士族到晚唐衣冠户——吴兴沈氏在萧梁至唐末的变迁

作为南朝高门士族的吴兴沈氏,大抵从萧梁后期开始,在总体上呈现出盛极而衰的趋向,并最终沦落于陈朝亡国之后.此后直至中唐,沈氏族人或以将途自奋,或由科举入仕,却皆未能重振家声.中唐以降,诸多沈氏族人在进士及第之后,纷纷迁居异乡而别立门户,成为官方认可的衣冠户,吴兴沈氏的家族组织也因此日益涣散.     

墓志所见北魏秘著起家现象探研

六朝起家官明辨清浊,秘书郎和著作郎乃清官首望,素为甲第冠族独揽.北魏中叶贵族化运动继承摹仿,安排胡汉贵胄释褐秘著,出土墓志资料对此高调标榜,足可充当研究样本.北魏为秘著出身设定异常严苛的候选资格,只有世资旧令三品官爵以上的四姓膏腴之家方能入围.鉴于秘著解巾的崇高声望和坚挺效力,引发高门之间的激烈竞逐,导致任职者乡品超品与一品高下混淆.以宗室为首的代人勋贵呈现压倒中原旧族的绝对优势,凸显北魏的国家性质.秘著起家预示仕途飞黄腾达,首次迁转即破格提拔,最终官至显职,诱惑士族趋之若鹜.胡人大量秘著解褐还标志着文化水平的整体跃升,引领贵族时尚潮流的文史之学为其必备素养,这与南学北渐休戚相关.墓志反映的秘著起家现象是透视中古北方士族制度的重要窗口,也是解析北魏统治结构和身份等级序列的绝佳样本,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二陆赠答诗中的东南士族

从群体的角度看,二陆诗歌中主要的赠答对象是东南士族。以二陆为代表的东南士族群体赠答诗表现了生活在北方社会中的东南士族群体的南人意识和士族意识,以及他们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他们既有建功立业、克振家声的激情,也有急流勇退、回归故土的渴望;这个群体之间具有亲如手足、相濡以沫的"阶级"情谊。和邺下文人集团的赠答诗的一样,二陆与东南士族赠答诗具有独特的诗史价值。     

南朝雍州豪族的门第及其仕途轨迹述论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其主要由秦陇、河洛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其代表人物多凭藉武力勋功进仕，有的位列朝廷显职。不过，在崇尚士族门第的南朝社会，作为门风尚武的晚渡士族和地方土著豪族雍州豪族的社会地位偏低，其入仕道路不畅。这种差异也直接导致了这个地域势力的分化。     

论北魏太原士族群的集体复兴

永嘉乱后,衣冠南渡,西晋形成的太原士族交游网络分崩离析。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太原士族群退居幕后,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着力整合乡里社会,太原士族群强力反弹。太原士族群的姻亲大多数是四姓家族和巨姓强宗,姻亲成员多数具有治理并州的仕宦经历。太原士族之通婚既有家族利益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有北魏朝廷控御地方的政策烙印。北魏太原士族群从整体上看处于上升态势,但整体上升过程中,部分家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北魏太原士族群的沉浮,代表汉人家族在异族统治下的基本命运。     

论唐代选官制度变革对士族女性婚姻价值取向的影响

唐代选官制度经历了由前期重视出身身份到中后期重视科举考试成绩的变革,这种变革对唐代士族女性婚姻价值取向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于士族女性在夫婿选择的价值取向上,前期重视门第出身,后期重个人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