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的历史贡献

开明士绅是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民主政权中属于中间势力的一部分,他们不仅在政治方面对根据地建设颇有帮助,而且在根据地的经济、军事、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开明士绅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     

同光之际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秩序的重建

19世纪 60年代 ,江南经过连年的残酷战争 ,人口锐减 ,土地荒芜 ,流民遍地 ,盗匪成群 ,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 ,上海租界的畸形繁荣所导致的风俗“浇漓” ,也从根本上侵蚀瓦解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太平天国失败之后 ,江南士绅为维护自身的权利 ,与地方政府一起在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 ,努力重建江南社会秩序。然而 ,历史证明 :在近代化已经成为历史的大势所趋时 ,这种以复古为旨趣的秩序重建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短期效果 ,但最终注定是要失败的     

倾心佛教与坚守礼教——以明清黄州士绅为例

晚明出现了佛教的短暂复兴,而士绅的佛教信仰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士绅以佛教居士自称,醉心于信仰生活,热心于佛教事务,一定程度上越出了礼教的规范。但是,到清代康熙朝以后,随着佛教复兴思潮的退去,士绅对佛道二教的信仰热情减退,重申礼教的地位,本阶层意识增强。本文以黄州士绅为例来探讨士绅的信仰生活与本阶层意识之间的关系,并回应卜正民所言"士绅社会"的问题。     

清末新政与士阶层的互动——以军事变革为例

清末新政是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 ,近代社会的士绅以其独特的见识和目力在近代化的道路上推动新政前进 ,使新政全面打开中国的现代化闸门 ;另一方面新政的各项措施尤其是军事变革以其历史的前卫性对士阶层的命运起了主宰作用 ,士阶层的消亡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清末新政与士阶层的互动体现了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     

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演变述论

明清江南社会基层组织系统大致包括官方基层组织、民间基层组织,以及官民共建的基层组织等三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之下又各有不同的具体组织,其功能前后变化,互动互补,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管理、控制网络。在这个基层管理网络的变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是推动基层组织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士绅阶层的积极活动则有力地促成了这一变化。     

近代民教冲突中的士绅

近代以来,基督教作为西方的舶来品逐渐在中国传播。由此引起的民教冲突不断。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作为不平等条约的附属物,更是引起了广泛的民教冲突。在这些教案中,充当主力的一般是平民,而封建士绅则往往起着领导和策划的作用。本文即是对封建士绅及其介入反洋教斗争的原因作出的剖析。     

廷栋旧藏敦煌写经入藏时间辨正

1942-1943年,画家谢稚柳在敦煌实地调查道士王圆禄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后的活动.他在1949年2月出版的调查报告<敦煌石室记>中说道:"王道士于是延城中士绅来观,士绅辈不知其可贵,谓此佛经流落于外,诚大造孽.辄嘱仍还置窟内.王道士颇机诈,思借之以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     

清代江南的溺婴问题：以余治《得一录》为中心

<得一录>是清代无锡绅士余治编纂的一部总汇慈善章程的善书.结合地方志,透析<得一录>可知,清代江南溺婴现象已成为一严重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被溺婴孩数量大,溺婴手段残忍,男婴女婴都在被溺之列,乡村多于城市.溺婴具体原因存在阶层差异:贫困家庭溺婴主要由于缺乏财力;溺女家庭主要是受奁费高、遣嫁难和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溺婴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江南士绅的重视,他们发挥自身在地方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开展道德劝化和救济婴孩的善举,以遏制溺婴恶俗.     

传统时代江南的中层社会与乡村控制

在传统时代的江南地区 ,以地主、富户、乡绅、基层官宦等构成的中层社会是区域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但他们自身积聚财富和重构政治、经济影响力时 ,往往为儒家伦理所责备 ,尤其是在国家和民众都处危难时期 ,这种类似自身“保富”的行为将受到更多的谴责。本文以中层社会为考察中心 ,对其在传统时代来自各个层面的社会反应与正面影响 ,以及他们对于国家稳定、乡村控制所作的贡献 ,都进行了一定的剖析 ,指出 ,无论在传统时代还是在现代社会 ,发展中层社会都极利于地方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     

20世纪30年代湖南尊孔祀孔活动述论

20世纪30年代,在保守士绅的极力推动和何键的支持下,湖南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尊孔祀孔活动,这场活动从1927年开始到1937年止,持续了十年时间;它从省城开始,波及到各县市,涉及范围相当广,卷入的群体范围也相当大.无论是从当时祀孔的形式还是从祀孔的内容来看,保守气息都十分浓厚,对湖南文化教育产生了重大冲击,各种教育设施、教育场所都打上尊孔祀孔的烙印,特别是为读经运动在湖南的开展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