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政治”转型与村治结构创新

“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的“双轨政治”应作“理想型”的分析性概念与实然状态的描述性概念的区分.从实然状态来看,“双轨政治”在传统乡村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其实质是上层士绅的“双轨政治”.晚清与民国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促使乡村传统的“双轨政治”向“单轨政治”转变.而传统“双轨政治”向现代“双轨政治”转型步入正式轨道,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与国家政权建设中开始的.解放后较长一段时间,乡村党群组织有较快发展,新型乡村“双轨政治”有所建树,但自上而下的轨道过于强势,抑制了自下而上轨道的发育.村民自治是乡村重建“双轨政治”的开始,组建“村建理事会”或许能成为完善乡村“双轨政治”的契机.     

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互动:明清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分析

泰山碧霞元君信仰产生于女神勃兴的宋代,大约明初开始经历一个民间化、世俗化的过程,明中期以后碧霞元君信仰在山东地区逐渐普及,并且取代东岳大帝成为泰山正神。明清士绅对于碧霞元君信仰的态度主要有三种,一种持反对态度,把碧霞元君信仰定格为"淫祀",不符合儒家的礼治秩序;一种持赞成态度,认为碧霞元君信仰属于国家祀典,是国家神道设教的重要构成部分;还有一种中间态度,他们超越碧霞元君信仰"淫祀"、"正祀"之争,直指信仰的现实。明清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于地方社会道德秩序的关注,同时希望用官方正统文化去改造民间文化,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历史演进正反映着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矛盾、冲突与调和。     

陕甘味经书院考述

陕甘味经书院是清末关中四大书院之一,由官府倡议,责成地方士绅创办。在建立、运行过程中,地方士绅与官员给予了大量物资支持。该书院在办学方式、方针,以及教学方法上均体现了对传统书院体制的改革,尤其是书院独特的课程设置,使学生学习了更多的"新学"与自然科学。书院山长教士有方,尽职尽责,在教法、禁约与学规方面承前启后。从建立到被合并,味经书院造就了大批的人才,引领了陕西教育的发展脚步。     

中国古代乡村初等教育供给制度解析

中国古代乡村教育的供给制度有着独到之处。由于财政能力的限制,国家虽然有强烈发展教育的愿望,但并不负责农村初等教育的提供。它通过科举取士等办法,给社会及个人一种强烈的导向和刺激,使他们积极参与到乡村教育的提供当中。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总体上形成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良性互动,并在教育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体现出来的利益均衡与激励相容等基本制度设计原则,对当前所进行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制度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科举制废除后的乡村士绅

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既拥有一定的科举功名,又有一定的财富,并且还是宗族中有影响的人,他们构成了乡村社会的精英.士绅们在乡村社会的领导地位是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资源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科举制的废除中断了士绅阶层的产生机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界限内,士绅们凭借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从而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仍然居于领导地位,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仍然是乡村社会的精英.     

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以社会流动为视角

以社会流动为视角，本文首先在既有数据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小群社会2 和庞大的应考群体两个路径入手，检验明清时期中国科举制覆盖实际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此为基础，剖析在具体生活世界中人们对科举制的忠诚、信任、热情以及社会压力的消解，并由此说明传统社会以士为中心、以农工商为外围的结构特征。文章还从两个方面分析社会流动的两个后果：社会结构以士绅为中心、社会价值以功名为中心，这两个中心耦合成传统社会整合的重心。最后本文认为将由国家政治向社会生活领域的视角转换，不仅能深化与完整对科     

作为士绅化与地方教化之手段的宗族建设——以明代王艮宗族为中心的考察

王艮作为明代中后期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思想史家在论及泰州学派时不能回避的人物.在前人对心斋的思想和学术活动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利用现有的安丰王氏宗族材料[1],从明中后期社会和政治的变动、王艮家庭的兴衰[2]、以及王艮后人的思想和实践等角度出发,考察分析王艮及其后人的宗族建设.建设安丰王氏宗族,是王艮及其子孙士绅化努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实现地方教化的方式之一.通过对王艮家族经营的个案研究可进一步厘清明代中期以后宗族、士绅与地方教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族发展所受到的制约.     

士绅、乡绅与地方精英——关于精英群体研究的回顾

国内外学术界长期致力于士绅阶层,即传统社会的精英群体研究,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学者们所关注的研究角度上,可以将以往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士绅论、乡绅论与地方精英理论.本文分别回顾三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分析与探讨了各个阶段所解决的问题以及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