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新派与中国近代社团文化之缘起

中国近代社团文化缘起于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提出了"合群救国"、"合力求知"的思想主张,并得到了进步的士绅阶层的响应.因此,在维新派的号召和组织下,从京师到各地,进步的士绅组织起来了数十个学会,封建传统的"君子不党"的藩篱因此而崩溃了.维新派开创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会结社的先河,开辟了中国近代文化的新领域--社团文化.     

黄道婆问题再研究

宋元之际,黄道婆通过海洋平安地来往于海南与江南间,对这一现象的较合理的解释是人口买卖的结果。明代以来,她被官民推上庙宇祭祀的神坛,完全是江南籍士大夫因应当地商品经济发展及维护"女织"形象而刻意制造的结果,并由此强化了黄道婆是上海人的历史形象。其实,黄道婆的籍贯也不排除是海南人的可能。     

论清末民初士绅与江浙地方志的变化

士绅一直是地方志的主要编纂者。随着清末民初社会剧烈变动 ,江浙士绅开始转型 ,出现新旧兼学的新型士绅 ,其知识结构、思维视野及价值观念相应发生变化 ,新型士绅构成江浙地方志编纂的主体。在时事嬗递与士绅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 ,江浙地方志从编纂理论、体例门类、编纂方式到方志内容 ,发生了自宋代以来最大的变化。而在经济发展与民族危机的刺激下 ,负有使命感的进步士绅促使乡镇志再度兴盛。江浙士绅与地方志的互动关系折射出清末民初江浙社会文化变迁复杂而丰富的面貌     

科举之废与江南士绅之蜕变

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直接的近因是西方列强欺侮中国所导致的民族危机感。科举之废，是晚清志士几十年“思变”的结果，但废科举之后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出乎当初设计者的预料之外，即传统士绅阶层的瓦解蜕变，从而加速了清政权的灭亡。不仅如此，在后科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群体，由于知识结构由“文”向“理”的转变，职业更加专业化，其关注对象也由宏大的社会人文转向具体的技术层面，这是废除科举百年之后值得深思的。     

科举制度的废止与乡村士绅的消逝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它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起到了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步消逝,并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乡村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附性增强,这一系列影响使中国农村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官场感情牌

正在清代的基层政权中,绍兴师爷常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地方政府的司法与民政发挥着重要影响。有时,一些高级官员也要借助他们的智慧来应对波谲云诡的官场。清末民初的政治家、文人刘成禺在他的《世载堂杂忆》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1888年,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荃手下有个江宁布政使(即"藩台")叫许振祎。此人曾以拔贡生的身份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之一。照理说,有了这样一层关系,曾、许两人应     

晚清绅商群体的社会构成辨析

晚清时期的绅商群体，并不能像不少论者所认定的那样，笼统看成是中国近代新兴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考察了该群体的历史形成，并通过对清末绅商群体社会构成的类型分析，揭示了传统绅商、正在演变中的绅商与新兴都市资产阶级化的绅商之间区别及不均衡分布。     

论陈毅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

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做好统战工作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论述了陈毅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争取、团结开明干绅的做法、特点、以及取得的巨大成绩，以纪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并希冀对我们今天的统战工作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台湾士绅阶层动向初探

《马关条约》签定前后台湾士绅动向为视角 ,探讨台湾士绅阶层面对割台危机所展现出来的不同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