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山东沿海卫所变革中的地方因素

对明清时期卫、所变革的研究,学者多是将其归因于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卫、所地方势力的意愿和诉求,亦忽略了此类地方因素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卫、所命运的作用。本文通过研究清初山东沿海地区卫、所裁撤个例,从史料文献中发现卫、所地方势力在卫、所废存问题上与国家统治者存在意见分歧;通过不断博弈,下层地方的意志最终在卫、所变革中得到了体现,反映出地方权势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不可忽视,对卫、所的变革起着关键作用。     

尧舜故地——明代山西平阳府州县方志纂修的文化现象学探析

把当地说成尧舜故地,是明代山西平阳府州县方志纂修中存在的一个普遍文化现象。但我们不能把方志中的记载仅仅作为既定的结论,而应将其作为可以进一步分析的文本。在晚明民族矛盾激化和皇权专制的双重矛盾中,地处山西平阳府的士大夫之所以非常一致地强调这里是尧舜故地,一方面是在极力彰显该地域汉民族发源地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们在专制皇权下极力表达致君尧舜的苦盼。这反映了地方士绅在不断变化的国家话语中灵活阐释传统文化,在观念上重塑地方形象和强化地方认同的一种积极努力。     

台湾建省前后国家与巨族的互动 ——以台湾板桥林家、雾峰林家为研究对象

台湾建省前后的19世纪70-90年代,台湾巨族板桥林家、雾峰林家等相当活跃,成为国家与大陆移民、原住民对话、沟通的中介.围绕财政、兵源、水利诸问题,巨族士绅或输财物、或组土兵、或修水圳,为台湾建立行省、抗御外敌、开发建设出力尤钜.当然台湾巨族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以"国家--社会"理论观照这一历史过程,可以认为台湾建省前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良性而富有成效的,这与大陆的同时代情形迥然异趣.     

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1905年的废科举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广泛社会后果。在乡村造成办学主体由私向公的转变,减弱了民间办学和就学的积极性。新学制对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导致乡村读书人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而乡民对新教育传授的“知识”却不那么承认,使新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流向城市寻求发展。乡村读书人心态也开始转变,厌弃固有生活,甚至轻视农民。随着城乡的分离,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和失去读书人的农村都成为受害者。     

士人、士绅、士大夫异同辨

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之中,最上一层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往下是官吏、士大夫阶层,其次是士绅阶层,最下一层是民,其中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士居于四民之首。有了如此严格的等级划分,就可以使国家的管理具体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这里,我们关注到士、士绅、士大夫的身份有别,其所处的阶层亦有相通之处。     

明代广东士绅的地方教化运动

明代广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与当时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但同时也与当地士绅所开展的地方教化运动息息相关。本文考察了明代广东士绅的有关地方教化内容、途径、手段及影响,兼及探讨了当时广东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些问题。     

太平天国与江南士绅群体文化互动述论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江南相当一部分士绅因内外环境变异,被迫进入太平天国政权系统,双方由此展开一定程度的社会互动。在文化层面上,太平天国政策输出主要体现在:对士绅阶层的人格尊重、物质生活的提供、文化上的相对关怀。士绅阶层对新政权的文化支持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太平天国政权机构的文化素质、提高政权运作效率、充当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代言人与宣传者角色。由于意识形态障碍以及太平天国文化政策实践中的缺失,双方互动是有限度的,这也必然影响太平天国政权的生存能力。     

士大夫与地方士绅:论后村词的双重视野

在南宋中后期古典文学向世俗文学转变的过程中,士人阶层的分化与身份转型比如“地方士绅”“江湖游士”一度受到学界关注,南宋后期文坛宗主刘克庄因拥有多重身份而备受瞩目。以往多将其视为辛派中人,但与稼轩词“英雄失路”不同,后村词多表现南宋政治乱象下衰世式的“英雄失志”,频繁抒发的归隐之志也流于形式。在地方世界中,以词频繁酬赠带有经营地方人际网络和游戏文字的意图,但士大夫文学传统仍然制约着士人创作惯性,频繁使用的典故、理学话语与其内在情志的贫瘠反而形成更高层次的矛盾,与梦窗词有着内在的时代共性。后村词中的多重视野显示了南宋后期词体中士大夫精神的衰退与挣扎,与南宋后期文学世俗化遥相呼应。      

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本文概要地阐述晚清士绅演变及分化的原因、途径、局限及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认为19世纪下半叶士绅对近代化的挑战回应迟滞,20世纪初年在清朝新政与宪政背景下的演变,导致这一群体的分化与重构。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坚阶层,晚清士绅群体的动态对这一阶段中国的近代化有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士绅在清末新政与宪政中的广泛参与,一方面有利于变革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和扩大;另一方面,由于掌握新的政治、文化教育及经济设施的士绅自身的近代化程度有限,也给清末的近代化进程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