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嘉庆朝白莲教起事中的湖北基层社会士绅角色

嘉庆朝白莲教起事期间,湖北基层社会士绅率众登陴,积极堵剿白莲教军,担负起了地方社会的守望相助之责,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安定团结。在保卫乡里的过程中,士绅参与下的湖北基层社会地方防御系统初步完成,在这些过程中,士绅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利进一步加大,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在身份上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出向地方精英转化的趋势。     

文澜书院与广州十三行商

在广东书院发展史上,文澜书院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是广州西关绅商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时一个因缘际会下的附属产物,还是清代书院制度与广东书院文化发展下的时机选择,更是广州十三行行商家族主动融入地方士绅圈和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的着力举措。文澜书院不仅为行商带来投身地方公益的口碑与荣誉,为其赢得了在商言商、遇绅而绅的身份认同,更为行商家族实现"由商入仕"的发展战略提供平台与契机。     

启民智、兴新学：士绅与常熟教育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以丁祖荫为例

传统时代常熟教育发达，号称“人文渊薮”。近代以来，在较早开埠的上海、苏州等城市影响下，常熟传统教育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清末民初以来，以丁祖荫为代表的常熟士绅群体积极创建新式学堂、关注女性教育、推广私塾改良，藉此而开启民智普及新式教育。在近代常熟教育乃至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以丁祖荫为代表的常熟士绅群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末清初士绅在苏松减赋运动中的作用——以周梦颜及袁黄、彭绍升为中心

苏松减赋运动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得以实施,是抚臣、言官与民间士绅交互作用的结果。苏松士绅或请愿,或系统整理文献,分析重赋原因,提出了多种减赋方法,为减赋创造了舆论氛围,并对抚臣、言官、帝王产生了直接影响。民间士绅的道德信仰是其疏陈请愿的内在动因。减赋运动是行善活动的重要部分,是江南慈善事业史上的重要一页。     

城市近代化和晚清士绅的嬗变与重构--以江浙地域社会为例

本文选择江浙地域社会为背景,把士绅在近代的演变纳入以上海为中心和首位城市的近代长江下游区域城市等级网络体系中加以考察,从人与环境(城市近代化)互动的角度窥视晚清士绅演变的全貌及其对中国近代化及城市近代化的影响,揭示晚清士绅演变的差异性和必然性,从而说明为什么辛亥革命会功败垂成,为什么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种子只在少数中心城市生根开花,而在广大州县基层社会却收效甚微.     

乡村社会的衰败——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

过去对废除科举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是否有利于清季政治改革这一层面,较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尤其缺少从乡村社会演变的角度来考查科举废除的影响.基于社会史的方法和理论分析科举制的废除对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如乡村社会精荚--士绅阶层的消失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整合能力的削弱,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的受阻,乡村社会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乡村教育的衰败,城乡之间逐渐分离等,客观而深入地探讨和评价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社会影响.     

空间点格局分析和社会研究

空间因素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研究中被忽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缺少适合于研究空间影响的研究方法。幸运的是,由于许多统计学家卓越的工作,在环境流行病学的研究中,空间点格局分析的方法日渐成熟起来。因为诸多社会学研究对象在一个较大的尺度上存在空间性的特点,所以我们认为可以借用这些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本文向社会学界介绍几种空间点格局分析中的经典方法。     

论开明士绅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发展

开明士绅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较好地继承了封建士绅热心地方事务的传统，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抗战史及抗日根据地建设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     

福泽谕吉和梁启超的政治革新观比较

本文从君主立宪,渐进改良和革新的主要动力阶层三方面具体剖析了福泽谕吉和梁启超政治革新观的异同。认为尽管他们在政体优劣标准、政治革新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地位等许多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但都既希望效法西方国家进行政治变革,又要求保持传统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因而他们的政治革新观都具有两面性特征,其根源在于近代日中两国对现代变革的共同要求和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深刻差异。后者不仅导致日中走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也导致了福、梁政治革新观的不同历史命运和他们后期的思想转变。     

动态的平衡: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管理举措探析

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的管理过程始终保持着动态的平衡,管理者的身份在不停地置换,其权限也没有严格的界定。府、县学的教谕、训导虽对学田的管理负主要职责,但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有着种种不便之处,而缺乏行政权威更导致学田屡遭租户抗佃,只得向官府求援。地方官府对官学学田的管理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不但直接划拨学田,还以收取学租银的方式将官学学田的收益处分权压缩,力求在全省范围内均平学租的发放。与官府插手学田管理相伴而来的是胥吏的贪墨侵渔,这是一个无法根除的痼疾。为保证官学学田的正常运行,上至朝廷,下至地方,都制定了诸多措施,但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