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教育改革视野下地方士绅流动与分化的历史考察——以“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等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背景下,地方士绅阶层的职业选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流动、分化,基层士绅为谋取新的社会职业出路,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新的教育制度体系之中,而此种纳入又使新式学堂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重的旧式色彩,呈现明显的新旧杂糅特点。随着学务行政机构的设立以及新式学堂大量建立,因办学务而产生了新的社会权力资源,使得新旧权力者通过新的教育学制进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进而呈现清末教育制度改革中地方乡绅阶层发生比较大的权力转移。清末教育改革开始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等级秩序通过科举制的流动模式,自此知识分子读书不再单纯是为了跨越等级完成身份的变迁,还具有了新的职业选择的功能,而这种新的职业流动与分化事实上推动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为后来民国时期新型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与教育基础。这对新时代教育改革在如何体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士绅与巴渠民俗婚礼文化的传承

巴渠民俗婚礼文化是发源于四川巴中县和渠县一带的传统民俗婚礼文化,这一传统婚礼文化从西周延续至今,巴渠乡村文化精英——士绅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扩大自己的社会声望,巩固自己在乡村的社会地位,巴渠士绅利用良好的教育、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等文化资源,主动肩负起传承巴渠民俗婚礼文化及其价值观的职责,维护了巴渠乡村的文化秩序,促进了巴渠民俗婚礼文化在传承中延续和发展。     

对明清白族本主庙碑文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大理乡间的本主庙里留存有一些刻制于明清至民国年间的碑文,在历史人类学看来,通过碑文,可以理解彼时此地的信仰世界并进而了解到本主崇拜背后的社会状态.作为一种地方性策略,当地必须将自己崇祀的神明从"淫祀"的嫌疑中解脱出来,当地人一般都会按照国家推崇的逻辑方式对象征资源进行操作,从而使国家礼制和民间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调和.本主庙碑文的说法和内容反映了儒家思想对士绅进而是普通民众的信仰世界的整体塑造,本主信仰的发达同时也是儒家意识形态在民间推广的结果.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官府士绅的禁奢活动

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逐渐流行的奢侈风气引起了官府和士绅的高度重视，促使他们积极从事革除奢侈风气的努力。对于官府禁令来说，禁止奢侈风气中的僭越，建立一个尊卑有序的社会是其主要目标，而士绅的改革而言，他们期望直接面对庶民大众，他们的禁奢是从自我到宗族乡村的过程。官方和士绅的作用往往是交互的。     

评《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期,现实生活中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关系怎样？它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作为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关节点的士绅阶层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一直是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历史的重点之一。     

明清时期汉江中下游地区的水利建设与社会关系

明清时期,由于汉江中下游河道变迁,对沿江区域造成极大的危害.与此同时,此区域人口压力加大,促使汉江中下游水利建设迅速发展.从堤防和垸田两个方面对汉江水利建设进行介绍,并试图从水利史和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对汉江中下游水利建设中反映出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士绅在地方自治中的作用以及商人力量的兴起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近二十年来国内明清士绅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士绅最终形成。士绅拥有知识和功名,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特权,代表国家控制基层社会,他们在地方上也担负着多种社会职能,主宰着民众的社会生活,处于官民中介的位置。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士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士绅的内涵、地位以及作用等等。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经济区,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十分繁难.同时又因科举兴盛,官绅密集,工商地主的力量较为强大,是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极容易产生矛盾而问题丛多的地方.州县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州县行政的有效施展是地方发展的前提.江南民间的赋役重困、吏治的诸多腐败、社会的繁多矛盾、王朝的秩序危机等等问题,都需要从基层的州县行政开始清理.那种紧张的官民关系、官府在赋役等方面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其间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都是州县官府面临的现实问题.江南地域社会中应该存在的“县社会”颇受乡宦巨室的影响,都需要州县官员细心把握地方绅士们的动向,避免其间可能对官方施政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官府对于城乡社会的全面控制,尽力引导地域社会趋向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