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剧坛昆剧演出研究

清末北京剧坛昆剧极其衰微,"几如广陵散"。一开始曾成立了一两个专唱昆腔的戏班;后来昆班解散,昆剧只能由昆腔演员在寄身的徽班中偶尔插演一二出,或在堂会中演出;再后来昆腔演员开始改歌他调,昆剧由这些演员在唱黄皮外偶尔演一二出;再后来昆剧演员断档,传统的昆曲折子即自明万历年间进京、在北京流行了200余年的"苏昆"已极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寄生在昆弋班中的一些以华丽的灯彩、砌末取胜的昆腔武戏,而传统的昆剧此时仅仅作为演员习剧的基础存在。     

网络相亲,爱情要设防

<正>策划人小语这年头,网络几乎吞噬了我们的生活,人们甚至把终身大事也交给了它,于是网络相亲越来越盛行。有调查显示,选择网络相亲的人大多是因为社交圈子窄、工作压力大、没时间交往等劣势,以至于找不到意中人,而网络的快捷和开放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广阔而便利的平台。但同时,网络上相亲对象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又为这种爱情模式种下了隐患。有人开玩笑说:没准跟你聊天的"帅小伙儿"是个老大爷;没准那个身价     

日本人文身习俗探析

提起日本人的文身,或许有人会联想到现代日本社会上那些被称为"地痞"、"无赖"(ヤクザ)的人,因为他们是有文身的.实际上,日本人的文身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就记载了公元二、三世纪时日本人的文身情况.     

吴越文化的三次发展机遇

公元前333年楚败越以后,吴越文化开始转入低潮时期,民族性由夷越文化向汉族文化转型.到东汉时期,文化转型基本完成,社会经济开始复苏.此后一千年间,吴越文化的发展获得三次外部机遇一、永嘉之乱;二、安史之乱;三、靖康之难.中华文明的这三次劫难,给吴越文化带来加速发展的机会.先进的中原文化大规模涌入、南京与杭州一度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心.经过千余年的融合与发展,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成为中国汉族文化中最先进的区域文化,吴越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地区.     

去乱求治:我国历代社会管理的共同使命

社会管理应该说是一个现代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历史上就无社会管理的事实.其实,正如漫长的中国历史一样,中国对于社会管理探索的历史也是十分漫长.依据管理体制和性质的不同,我国历史上的社会管理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先秦时期的社会管理;秦朝至清的社会管理;民国时期的社会管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管理.然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管理之间存在本质上差异,但在一些基本方面总体上是一致的:在管理主体上,以国家集中管理为主导;在管理方式上,以加强人心管理为重点;在管理内容上,以协调社会利益为核心.并且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社会管理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即“去乱求治”.     

“朱倭古舞”唱词探讨

朱倭古舞是一种边歌边舞、歌舞结合、以歌为主的藏族民间歌舞艺术,极具地域特色。朱倭古舞唱词数量丰富,表达极具规律性和艺术性。朱倭古舞按表演程式可分为引子、正歌、尾声三大部分:按其表现内容,可分为颂扬、祝福、赞美、思念等类型。     

明代贵州水西"安氏之乱"的起因、性质与处置

明代贵州水西"安氏之乱"主要是指贵州宣慰使安国亨因杀从父安信而与安信之兄安智于隆庆四年战于黔西朵泥桥一事."安氏之乱"的起因有三:一是安国亨恃众跋扈,二是安国亨嫉恨安万铨,三是安国亨宣淫暴虐,最终导致水西安氏内部争相仇杀.就"安氏之乱"的性质看,它既不是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反叛,也不是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之间的斗争,而是水西安氏土司内部的自相仇杀,属于彝族安氏的家事.高拱对"安氏之乱"的处置采取了三种策略:一是针对仇杀事件,准确定性:二是反复叮嘱,力争和平解决:三是派人勘察实情,妥善处置,最终达到"科臣未至,而事己平矣"的结果.和平解决"安氏之乱"既减少了非正义战争,又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团结.探讨明代贵州水西"安氏之乱",不仅有利于民族史和地方史的专家学者们深入研究,而且也能使"安氏之乱"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万历壬辰战争和谈中的朝日交涉——以朝鲜义僧惟政与加藤清正的接触为中心

万历壬辰战争的"和议"活动中,朝鲜派遣义僧惟政与日方将领加藤清正进行了接触。虽然朝鲜意欲离间日本内部关系的战术计划未能得以实现,但通过双方的数次交涉,朝鲜更为详细地了解到日本的谈判条件,对日方的无理要求进行了驳斥与拒绝,这也成为朝鲜在和谈中表达自身诉求、维护切身利益的一个重要场域。加藤清正所提出的议和条件,绝非"一己之见",而是丰臣秀吉意志的反映,展现出丰臣秀吉意欲"胁控"朝鲜的意图所在。而陷于内部争斗的议和诸方,由于缺乏理性有效的战略沟通,对加藤清正提出的"交邻"建议,没能给予更多的关注。于是,各方诉求的难以调和,也就注定了和谈必然破裂的结局。不过,朝鲜与日本的这次外交接触,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双方"邻交"关系的恢复埋下了伏笔。     

从“华夷之限”到“捍卫中华”——《皇华集》所载壬辰战争前后鸭绿江意象文化内涵的变迁

《皇华集》是明代中朝两国使者记录双方交往和异域见闻的诗文唱和集,其中涉及鸭绿江的作品占比极大。通过品读这类诗文,不难发现鸭绿江意象的文化内涵在壬辰战争前后发生了重要转变,即由普遍观念的“华夷之限”转变为“捍卫中华”的重要藩屏,由两国使节私人友情的见证转变为两国人民集体记忆中的国家友谊象征。其转变的实质是两国关系发展和相对实力变动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