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一种精神的限制

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前儒学社会和儒学社会两个发展阶段。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是儒学精神。儒学精神可以表述为：以爱为原则、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社会学式命题。儒学精神的内在规定性是伦理理性。儒学社会是伦理控制型社会。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一定意义上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兴衰。本文试图考察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和这个社会的控制类型即伦理控制之间的相关性,即考察儒学的伦理理性及其限制     

“嘉靖倭患”再议

明代素有“北虏南倭”边疆之患,其中“南倭”为患一度甚烈,前期可举洪武朝,后期则为嘉靖朝。不过,“嘉靖倭患”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嘉靖二年”说与“嘉靖二十六年”说,不仅存在对中日勘合贸易制度以及当时中日关系过度解读的问题,亦是视明清时期中国“闭关锁国”观念的进一步固化,并将倭患爆发的原因指向明王朝实施的海疆政策,进而淡化了日本在东北亚海域侵略扩张的史实;“嘉靖三十一年”说则只是关注到了是年倭患爆发的表象,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日本方是“嘉靖倭患”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嘉靖三十年,日本大内氏灭亡造成日本国内局势失控、明政府诏准“请宽海禁”造成中国海防废弛,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才最终导致了嘉靖三十一年的倭患爆发。     

关于侯景之乱几则史料的辩证

文章辨析了《梁书》《南史》《资治通鉴》等书关于侯景之乱的几条歧异史料,包括侯景是否善于骑射、侯景起兵时的军队数量、建康城被围后城外的梁朝援军数量等,认为侯景善于谋略,也善于骑射,侯景起兵时的军队在万人左右,建康城外的援军数量为二三十万。     

从《左传》看嫡长子继承制与春秋动乱之关系

周代基于商王朝传弟制度的弊端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却并未真正避免争位之乱,除了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外,这种制度并未彻底实施也是引起动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这种制度未彻底实施的原因有三：嫡长子继承制本身的逻辑漏洞;该制度与人情人性相违背;该制度与现实政治相脱节。     

“化”的方式:“乱里春秋”与艺术创作——藉现当代耶稣·基督形象艺术的呈现论艺术创作的某种方式

现当代耶稣.基督形象艺术表现出众多的"容貌",折射出艺术历史发展轨迹中文艺创作的某种方式,以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相关理论观照之,即所谓的"乱里春秋"。它强调要打破既有的模式,具体到文艺创作,即要求艺术家要敢于融合不同的元素,建立一种属于自我的生命、艺术逻辑,将任何可能性都视为根本追求,所谓艺术创作的自由与新意,才是不受限制与拘束的。而实际上,"乱里春秋"的方式,就是人类文化自身运行的方式,即"化"的方式。     

明代起绒织物探讨

明代起绒织物与技术的起源问题至今仍是悬案,纺织科技史前辈赵承泽先生对此问题曾进行深入的探讨,认为明代起绒织物与技术是继承中国传统织造技术,经过其多方研究与引证,推翻了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服.倭缎》和乾隆二年的《福建通志.风土志.物产》二文献中所提及倭缎或是天鹅绒,“本出倭国”的说法[1]。早在1959年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的Harold B.Burnham曾经发表一篇“Chinese Velvets”[2],文中对中国起绒织物也进行深入精辟之探讨,并以该馆所藏中国起绒织物进行技术分析,作者探索引用欧洲文献,得到的结论是中国丝绸生产技术虽然发达,然而对于起绒织造技术可能是到了明中叶以后才传入中国,这一结论似乎与前述《天工开物》和《福建通志》二文献中所述外来说法比较贴近。本文从这几处不同的研究与见解出发,复加上其它一些文献与实物研究,试图再对明代起绒织物的技术及其起源进行探讨。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之比较

七国、八王、安史三乱皆因地方势力过于膨胀,中央对其失控所致;地方官品行之优劣,对叛乱发生与否关系甚为重要。叛乱之结果及其影响,则与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与否有直接关系。或是迅速平定叛乱,中央集权因之而强固;或是延误平叛,导致割据;或是叛乱经久难平,直接影响王朝之命运。另外,叛乱如有少数民族成分参与,将增加其复杂性;而少数民族成分之参与与否又与统治集团民族政策直接关联。     

刍议明中叶南赣畲民的去“蛮”化“新”——以王阳明治“南赣之乱”为中心

畲族乃南迁武陵蛮与闽粤赣交界处的土著及部分逃入溪峒的汉人经过长期融合,于南宋末年形成的单一民族。历史上,闽粤赣边区是畲族先民早期的聚居区,元时畲民开始陆续北迁,闽浙赣三省交界地渐成为畲族先民新的聚居地。究其主要居地变化,畲人抗元失败,闽西畲民大批北迁是一原因,而南赣畲族先民"销声匿迹"则与明中叶王阳明的军事剿抚、保甲监督和乡约教化密切相关。正是上述"举措",南赣畲民得以去蛮化,由早期的"梗化"、"顽民"渐渐向化一新,族性潜隐,直至民族识别。然而,以往对明中叶南赣之乱的研究学人多从客家视角进行解读,缺乏一个从輋(畲)民主位视角的观瞻。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乱”之沿革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承自屈原、宋玉作品,并在功能、形式、称名上有所变革,体现了诗、骚、赋三体之交融。在功能上,屈、宋作品之乱辞,并非皆为归总篇旨,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亦除归总篇旨外,还有画龙点睛、提升境界等功能;在形式上,屈、宋作品乱辞非皆"变章乱节",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则多采用与主体部分不同的骚体句,有的在句式和语言风格上还出现了新变;在称名上,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赋卒章有"歌曰"诗曰"辞曰"颂曰"已矣哉"等,与"乱曰"名异而实同。     

元代文学的厌乱思治主题

以杂剧为主要代表的元代文学,曾被认为体现了斗士精神,其重要主题是反封建、反传统。现在看来,这不符合元代文学的实际。元代是乱世,人情厌乱思治,致力去乱求治,是元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元代文学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基本道德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是维护传统而非打破传统。厌倦、厌恶政治与社会的混乱,渴望政治清明天下清平,是元代各体文学共有的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