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

1949年,在新解放地区,中共进行了紧张的支前借粮和公粮秋征运动,外加人民币贬值的损失和公债任务,造成农民负担沉重,从而导致1950年春中南各省普遍发生了饥荒.各地许多已经消失的“匪乱”重新活跃了起来,进行抗粮抢粮的请愿和暴动,一度造成政府和民众关系紧张.为此,中南局通过发动群众对“地主”进行“减租退租”斗争,成功把“农民—政府”之间的冲突引向了“农民—地主”的“阶级”矛盾.中共政权有意坚持在新解放区实行农民继续交租,后依法减租的政策,刻意推迟“土改”时间,以便有充分理由对地主阶级征收高额的阶级累进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表明,中共的“土改”并不意在简单地改变乡村土地制度,而是要把它当作新政权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依附体,以及各项行动合法性的理论源泉.     

“藏借阅一体化”模式下的图书乱架问题探析

在现代化公共图书馆中,"藏借阅一体化"的服务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图书乱架问题。本文深入讨论和分析了在"藏借阅一体化"服务管理模式下出现的图书乱架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对策与解决方案。     

元朝延祐年间北方边将脱忽赤叛乱考——读《大元赠岭北行省右丞忠愍公庙碑》

在蒙古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奥其尔(Ochir)馆长帮助下,我们对蒙古国额尔德尼召的一通元代残碑《大元赠岭北行省右丞忠愍公庙碑》做了研究,指出碑中的叛将脱忽赤就是《元史》所记延祐年间的叛王脱火赤。此次叛乱与周王(元明宗)争夺皇位的政变有关,对当时元朝岭北地区的局势有重大影响。     

关于楚辞骚体文学的分离现象

在楚辞骚体文学如《离骚》、《哀郢》中,乱辞与正文没有什么不同。而在不久以后的《涉江》、《怀少》等作品中,乱辞则与正文迥然相异,它们开始向富有技巧性的长篇歌谣体发展,可以说,这些乱辞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根源探析：基于中西民族政策比较的视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之后,西方社会撕裂并陷入对立,民粹主义上升,导致乱象横生;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歌猛进,"风景这边独好",彰显了"中国之治"的优势。观察这一现象,民族事务治理的不同是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民族问题投射到国家治理层面,就涉及民族政策。比较中西方民族政策的差异,探寻"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背后的民族政策根源,总结民族政策助力"中国之治"的成功经验,对回应欧美对我国民族政策的污蔑和攻击,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国民族政策的优越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层行政问责乱象与矫治的刚柔艺术

基层行政乱问责表现为"背锅式"问责、"箩筐式"问责、"任性式"问责、"灭火式"问责、"全盘式"问责等问题,严重削弱了行政问责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呈现问责泛化与异化。基层行政问责应实施具有时、度、效特征的精准问责,同时要对乱问责进行积极治理。要进一步破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完善法律与制度为精准问责提供有力支撑,对基层干部实施激励与问责并行的刚柔并济管理,从而真正展现行政问责的价值,在基层形成良性政治生态。     

清朝与浩罕互动视域下的回疆治理

清朝与浩罕百年交往，时间上处于英俄等国大规模入侵中国西北边疆的前夜；空间上处于陆路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由于浩罕所处地理位置及其强势的东方扩张政策和清朝统一新疆后的和平环境与宽松睦邻的对外政策，双方在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发生了频繁的交往交涉。伴随浩罕不择手段的利益索取而引发的回疆西部多次动乱，促使清朝君臣多方寻找长治久安之策，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探索、调整与变革，通过观念、边防、立法等领域的建构及重构，强化了“内”“外”之别，加快了以行政管理为核心的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清与浩罕以回疆为舞台展开的博弈与交锋，使中国内陆边疆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轨迹逐渐清晰。     

论壬辰战争明、日议和期间中、朝、日三国纷争

壬辰战争爆发初期，朝鲜王朝军队节节败退，意识到出兵必要性的明朝派出军队远赴朝鲜半岛抗击日军。1593年正月明军和日军在碧蹄馆发生遭遇战之后，战争逐渐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议和时期。由于出境作战的种种不利原因掣肘，明朝同意与日本和谈；朝鲜作为被侵略的国家，从最初的坚决拒和，到后来在现实条件逼迫下上书明朝同意议和；日本因战局不利，在后继无力的情况下投书乞和。因三方围绕着明、日双方和谈交涉产生了分歧，使得议和在曲折中进行，时间长达四年。但最终由于议和使臣的欺瞒，和谈破裂，战火重启。这导致了明朝内部狱案增加，朝鲜王朝长期存在的党争加深，日本丰臣氏权力也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被削弱。明、日议和纷争不仅给这场战争带来负面效应，也对三国国内外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倭名类聚抄》与中国典籍

源顺所作的《倭名类聚抄》作为日本以“倭名”命名的最早的类书，借用了多种中国 古籍，在日本流传甚广，目前有十卷和二十卷两种传本。何为源顺原作，迄今难以定论，所引中 国典籍是否出，原文，也存在种种疑点。从两种传本征引中国古籍的情况的比较分析入手，可 以为研究这部类书提供一些解决疑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