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之起与七言体晚兴和律化

七言体起于七言句式的确定,骚语由于缺乏七言句式的限定不能指为七言体之起。七言起于汉代谣谚、镜铭、歌诀,亦有文人偶作并赋体七言系辞,但汉乐府五言蔚为正宗,并以文人拟乐府居于雅正,而七言俗制罕作。然七言魏晋不兴,非在句句平韵导致意脉不相连属、不堪叙述抒情,而主要在于俗制不入、句长为难。及南朝宋鲍照七言隔句押韵新造其体,开启南朝七言之盛,与五言同时接受声律规范,卒成七言律体,但命意、造语犹仍南朝乐府七言,表现为早期七律的重要特点,这是因为七言新体形成既晚,不及五言经由自汉以来文人拟乐府的长久积累形成文人创制的精工锻炼。在七言律体的形成过程中,声律和联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以古为律”——盛中唐律诗创作的一个倾向

律诗定型后,基于对律诗弊病及古、律诗区别的清醒认识,盛、中唐有些诗人在重古轻律思想的驱使下,借鉴古诗的创作精神改造律诗,出现了"以古为律"的创作倾向.独孤及、元稹、白居易和<文镜秘府论>对此都有理论表述;杜甫天宝后期的律诗继承了汉魏古诗的传统,是唐人所说的"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宋以后诗论家多从创作技法探讨"以古为律",这与唐人多从创作精神来谈有所不同.     

论吴体诗

唐以后的吴体诗外延不断扩大,不利于人们客观认识其特征,唐代确为吴体的只有杜甫、皮日休和陆龟蒙的9首题标"吴体"诗。归纳七言永明声律规范,统计病犯数据,比对合律情况,结果显示:吴体专指七言八句平韵体,讲究对仗,四声分立,特别注重第四、七字四声相对(同平声除外),以及第七、十四字的平仄相对(首句入韵除外),句与句、联与联之间的声律联属度略低,由合律的单句随意堆叠而成,声律上属宽泛的永明声律。     

谢榛的“文随世变”论与格调“通变”论

谢榛的诗学思想以“声律”为中心。其历谈声律格调，以分正变，来规避旧格调论单纯崇“正”的缺陷；以“三要”与“一我”“一心”为立足点，建设以“悟”为核心的主体才能，来丰富格调论的内涵；以“走笔成诗，琢句入神”来改造旧格调论的琢句求工之弊；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力图让诗性分析从偏执两极走向融通，以改变格调论崇尚汉魏范式的不足；他以对“法”的具体讨论，落实了对格调论内容的梳理。这样，“法”、“悟”、“神”、“兴”、“走笔”与“出入（初盛唐十四家）”一起，构成谢臻格调论诗学的新鲜特色。     

从声律句式论古代词体特征*

词的同韵及平仄要求比格律诗更复杂多变，甚至也更严格，这些方面都体现了词与音乐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词的平仄、声韵与情感内容的表达密切相关；而词被称为“长短句”，其句式长短不一，参差多变，也与情感内容的表达密切相关，并体现出词体本身固有的风格特征。这些方面的特点都应该得到重视。     

论沈约的声律理论与“永明体”诗歌

沈约声律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四声八病”说,这一理论既从正面提出诗歌创作的声律主张,亦从反面指出创作中应力求避免的病犯,是一种提倡形式技巧的理论。在其指导下创作的“永明体”诗歌句数呈现出由多到少、由不定到统一的趋势,并出现大量平仄合律的句、联,形成最早的“对式”声律结构,在体制上向成熟的律诗靠拢,是诗歌律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体。     

刘勰与沈约考论

《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都记载了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与沈约有着重要的关系。刘勰完成《文心雕龙》之后,干之于沈约。沈约“大重之”,谓其“深得文理”。对于《刘勰传》中的这些记载,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就刘勰为何“欲取定于沈约”、为何“无由自达”及沈约为何“大重之”等问题作了考论。     

论沈约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对齐梁诗歌的影响

沈约是齐梁时期的重要文人 ,他开辟了当时诗坛的新风气。他的诗声韵和美、自然平易 ,而且讲究情景交融 ,促进了自觉意境诗的初步形成。沈约诗歌以其高超的写作技巧和鲜明的创作特色影响了齐梁诗歌     

“四声”说是谁先提出来的

齐梁时期提出说的“四声“之说，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声律上的基础，在中国韵文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曹对儒家文学观念的新拓展

三曹对儒家文学观念既有继承,又有新的拓展.其继承的是儒家政教文学观,其新拓展的是审美文学观.后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个体情感的抒发;二是追求华美的文采;三是对诗歌声律等创作技巧的倡导和实践.总体上对文学持审美观照的态度.三曹的文学观念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捩作用,对于后世的文学观念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