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之起与七言体晚兴和律化

七言体起于七言句式的确定,骚语由于缺乏七言句式的限定不能指为七言体之起。七言起于汉代谣谚、镜铭、歌诀,亦有文人偶作并赋体七言系辞,但汉乐府五言蔚为正宗,并以文人拟乐府居于雅正,而七言俗制罕作。然七言魏晋不兴,非在句句平韵导致意脉不相连属、不堪叙述抒情,而主要在于俗制不入、句长为难。及南朝宋鲍照七言隔句押韵新造其体,开启南朝七言之盛,与五言同时接受声律规范,卒成七言律体,但命意、造语犹仍南朝乐府七言,表现为早期七律的重要特点,这是因为七言新体形成既晚,不及五言经由自汉以来文人拟乐府的长久积累形成文人创制的精工锻炼。在七言律体的形成过程中,声律和联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论沈约的声律理论与“永明体”诗歌

沈约声律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四声八病”说,这一理论既从正面提出诗歌创作的声律主张,亦从反面指出创作中应力求避免的病犯,是一种提倡形式技巧的理论。在其指导下创作的“永明体”诗歌句数呈现出由多到少、由不定到统一的趋势,并出现大量平仄合律的句、联,形成最早的“对式”声律结构,在体制上向成熟的律诗靠拢,是诗歌律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体。     

论沈约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对齐梁诗歌的影响

沈约是齐梁时期的重要文人 ,他开辟了当时诗坛的新风气。他的诗声韵和美、自然平易 ,而且讲究情景交融 ,促进了自觉意境诗的初步形成。沈约诗歌以其高超的写作技巧和鲜明的创作特色影响了齐梁诗歌     

刘勰与沈约考论

《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都记载了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与沈约有着重要的关系。刘勰完成《文心雕龙》之后,干之于沈约。沈约“大重之”,谓其“深得文理”。对于《刘勰传》中的这些记载,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就刘勰为何“欲取定于沈约”、为何“无由自达”及沈约为何“大重之”等问题作了考论。     

论何良俊的戏曲学理论——以其《曲论》为研究中心

何良俊的《曲论》是明代17种“戏曲论著”之一,其中所蕴舍的戏曲学理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戏曲文辞的“本色说”;二为提倡“情意独至”的“情辞说”;三即追求艺术精细度的“声律论”。     

“四声”说是谁先提出来的

齐梁时期提出说的“四声“之说,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声律上的基础,在中国韵文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曹对儒家文学观念的新拓展

三曹对儒家文学观念既有继承,又有新的拓展.其继承的是儒家政教文学观,其新拓展的是审美文学观.后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个体情感的抒发;二是追求华美的文采;三是对诗歌声律等创作技巧的倡导和实践.总体上对文学持审美观照的态度.三曹的文学观念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捩作用,对于后世的文学观念影响较大.     

论新闻标题的鲜活美

新闻标题的鲜活美,是新闻生命的重要标志和新闻撰稿人力求实现的目标。要达到新闻标题鲜活美的境界,就必须在遵循新闻标题,利作为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寻找其特殊规律,从新闻内涵中提炼出“画龙点晴”的标题来。或赋之以形象,让新闻标题“活动”起来。生动含蓄地揭示新闻内容,给读者留下品味的余地;或借用口谏,让新闻标题更显亲切有味来激发读者的兴趣;或使用声律,让新闻标题富有艺术魁力,以激发读者的美感情绪     

唐代律赋的声律遵从与避忌--兼与清代律赋相对比

本文在邝健行先生的相关论述基础上,探讨了唐代律赋的声律要求。唐律赋写作遵从相间、相对的声律规则,避免四病,尤其是上尾和鹤膝。其中蜂腰的特殊形式可以被宽容;鹤膝分单对和隔对,唐人尤重回避隔对中的鹤膝。而讲求四声而非平仄,则使作品声律多变,这与清人的律赋写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诗品》“贵公子孙”疏证——兼论王融对永明声律论的贡献

魏晋六朝之际,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渐趋衰落,武兴沈氏逐步兴起,这代表了当时门阀士族发展之大势。王融、谢月兆和沈约以贵公子身份相号召,文人影从,永明体新诗的创作成为南朝诗坛一道靓丽的风景。沈约与谢月兆对永明新体诗的贡献向来为学界所认可,而王融因理论不显、创作不著而被学人所忽略。实际上,王融对永明体有首创之功,他对永明声律论的贡献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