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阳“复古“别议

明代“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因为倡言“复古”而受到历代诗评家的贬斥。本文通过全面分析李氏提出“复古”理论的时代背景,综合考查李氏的文学理论主张及诗文创作实践,认为对李梦阳应作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可一笔抹煞。     

光宣诗论的复古与创新

晚清光宣诗坛,流派纷呈,理论丰富,光宣诗人对待西学的态度与其诗学观异曲同工。湖湘诗人王闿运对封建制度抱有执念,其诗学观专事复古。中晚唐派诗人、同光体诗人、吴下西昆派诗人大都能中西调试,诗学主张亦取诸家之长。诗界革命派诗人勇于破旧立新,其诗学充满"战斗"精神。解读光宣诗人"内圣""外王"诗学观,对我们认识古典诗歌在晚清时期如何突破传统、接受西化、走向现代具有重要意义。     

唐寅与弘治己未春闱案的文学史影响

弘治己未春闱案由风闻而起,以莫须有了结,又引起了日后的流言四起。在对该案的种种记载与议论中,唐寅成了关注的焦点,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并使这一事件染上了传奇色彩。案件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激发了唐寅的"中年转变",使他开辟了人生与艺术创作的新天地;同时又在明中叶诗文革新的关节点上,因唐寅而导致了吴中诗坛复古集团的解体。     

明末清初云间派的复古宗唐诗论

明末清初的云间派以前后七子复古思想为宗.探究了其复古诗论的形成背景、主要内涵及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影响,其诗宗趣开元,认为宋之诗衰敞,明诗振兴之功则体现在理论和创作诸多方面.云间派同人揭开了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序幕.     

王锡爵的文学观念与万历初年馆阁文学的复兴

王锡爵倡导为文当“尊经复古”，崇尚温厚雅驯与和平恬淡的文风，并高度揄扬馆阁文学。王氏文学观念的形成既根植于历史语境，复与吴地博古好雅、研习经术的地域文化传统、研习《春秋》的学术背景以及翰林馆臣的入仕经历相关。王锡爵通过馆课与评点传递尊经复古与文尚雅正的文学观念，并在文章写作中积极践行之，对于促成万历初年文柄由郎署重归馆阁不无助力。     

章太炎的文学复古与周作人的“文抄公”体

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文抄公"体是对章太炎文学复古思想的复归。章太炎的考据之文培养了周氏作文的求真精神,他提倡小学以达到文学复古的思想又使周氏注重修辞的精确与朴质,这两点构成了周作人的文抄公"体"的主要特征;周氏把章氏的儒家人本主义言说表述为"人情物理"一语,作为"文抄公"体写作的核心价值;"文抄公"体继承了《新方言》借助方言考察中国社会、生活、文化变迁史的民间立场,将民俗作为写作的内容主体。对两者关系的考察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文学复古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联系。     

元代文艺复古思潮与传统印章的新变——以吾衍为例讨论

中国传统印章史发展至元代,进入一个至为重要的转折期.吾衍在这一转折期的重要贡献使得他被印学界推为"柱石",人们甚至认为他对印学具有"起八代之衰"的意义.作为"汉魏印风"的匡扶者,吾衍等人最终能够推动印学发展走上积极健康的道路,不仅在于他们的理论与实践站在"复古倡汉"的立场上,扭正了唐宋以来"新奇相矜"、"不遗余巧"的印风,而且在于他们的印学复古运动实际上与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相互应和,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印学新变.     

严羽戴复古异同论

严羽和戴复古是南宋后期的两位重要作家.本文通过对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的考察和比较,分析了两人诗歌创作和论诗主张的异同.     

在复古浪潮与政治漩涡中的搏击沉浮——李梦阳研究之三

弘治、正德之交,李梦阳领导的复古活动达到高潮,一时间,可谓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在前七子复古大纛下集结的文人,占了朝中青年士大夫的大多数.与此同时,一场震惊朝野的政治事变也在酝酿、发生,直至不可收拾.李梦阳策划并参与的弹劾“八虎”事件,使许多人丢掉了官职,使复古活动陷入低谷,也使李梦阳本人险些丧失了生命.     

论周人政治原则中的复古精神

周人在对殷亡周兴的历史进行反思中得出以下认识 :国家的兴替是由天命决定的 ,得天命者兴 ,失天命者亡 ,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在于统治者能否固守其“德”。而周人的先王就是因为具有上天所喜好的这种“德”而得到“天命” ,因此 ,周代统治者提出了“帅型先王”、“古训是式”的政治原则 ,试图通过向先王学习 ,谨守其德 ,以保证天命永远地驻留在周人身上。这种尊祖守旧的思维方式势必将周人引向政治观念上的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