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复古神道的哲学意义与实践意义

作为理论神道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日本的复古神道一直是中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复古神道以其"非习合性"特征丰富了理论神道的理论形态,在神性的提升与神灵观念的完善方面,对神道理论作出了贡献;同时以其内涵的"反体制性"因素在日本近代前夜的政治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清词复兴之端绪

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承继七子之风 ,以复古为旗号 ,提倡古雅 ,反对俗艳和俗谐 ,通过对从宋至明某些词学现象的批判 ,提出向上一路 ,确立创作榜样 ,应接了晚唐五代的词学传统 ,并在新的时代中予以升华。云间词派在创作和理论上的探索 ,开创了推尊词体的清词复兴之路 ,启发了朱彝尊、陈维崧、张惠言等人在词学上的进一步思考 ,对清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初复古思想之文化意蕴

清代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复古主义倾向可以追溯到清初,清初复古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以古为尚的历史观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反映,复古只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一种新变,即思想家们以复古为武器来批判现实,寻求社会变革。     

复古与经典——以清代书法为案例的探析

复古是古今中外历史序轮中常见的文化现象,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古之经典的挖掘、认定乃至重建,但任何复古都具有特定的指向性,与自身文化的需求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复古的探寻与经典的重建之间,也就可以窥见复古的真实内容以及经典如何予以建构的文化策略。清代书法中碑学复古与重建经典的案例,为我们揭示和解读在中国艺术中复古与经典之间的互动关系。     

元明两代赋论述略

元明两代,以祝尧、刘埙、王世贞、胡应麟、陈山毓、张溥等人为代表的赋论十分活跃。元明两代赋论,以“祖骚宗汉”的复古理论倾向为主流,而与当时的学术及文学思潮相联系,表现出承前启后的历史风貌,在古代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略论中国“国学”之性格——以日中“国学”之比较为中心

日中两国都先后出现过国学思潮,同为"国学"二字,虽看似相同,内涵却迥异.日本的"国学"是日本众多学问中的一个学术流派,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代表了日本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具有力量、扩张、侵略的性格.而中国的"国学"则自日本引进之日起,内涵就没有得到确切的界定,所指宽泛含混,因而没能形成一个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力量薄弱,故于中国文化之近代反思及复兴方面收效甚微,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有效继承及发展方面亦显得不足.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对国学进行若干反思,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集中代表与典范,是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祝允明的诗歌观

明弘治末,前七子复古运动兴起,吴中文人亦深受其影响,祝允明是未入七子阵营在吴中本地发生复古转向的文人.他提出诗"各有所至"的诗歌观,在时代、风格、诗体的取向上,表现出平览、通达的开放思维;否定唐后诗风,认为"诗死于宋";并主李(白)优杜(甫)劣论,究其本质实是对宋代浮泛学风的批判.祝氏以在野身份所拥有的复古意识改变了吴中的诗歌传统,使其在接受主流文学影响之后,整合新的元素,向更接近主流文学的方向推进.     

论明代赋学批评之演进

明代赋学,出于对唐宋以来辞赋创作浮靡风气的反省自拯,以及对元代祝尧等赋论家重情说的继承,复古重情成为当时的理论倾向,且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即明初重儒思想下的复古赋论,以前后七子等为代表的明代中期的复古赋论,后期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赋学论争以及对汉魏六朝赋的归依.虽然新义不是太多,但在反对前代唐律赋以律束情、宋文赋以理掩情的基础上,提倡“祖骚宗汉”以与时文相抗衡,引领了清代古体赋学的繁荣,在赋学批评史自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功绩与赋史价值.     

重读鲁迅对老庄思想的批判——从"《庄子》与《文选》之争"谈起

发生于1993年的“《庄子》与《文选》之争”，反映了五四之后新文学阵营在对新文化的想象、设计与资源选取上所产生的原则性的分歧、分化与冲突，是鲁迅与20世纪30年代复古思潮进行斗争的一部分。从这场论争出发，联系鲁迅在不同时期对老庄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可以论证理迅对五四反传统立场的坚持，对“历史的循环”的警觉，对古书、古文字的否定，以及对引导青年问题的重视；对老庄思想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传统文化时的薄弱环节。而鲁迅正是在这一点上，弥补了五四的缺失，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     

梅尧臣诗中的审丑意识——兼论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

梅尧臣诗是我国文学审丑之先声,是宋代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和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梅诗审丑对宋诗"力避陈熟""以俗为雅"风格的创立起了奠基性质的作用,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