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体系的价值立场与基本原则

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理论话语存在着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思潮、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思潮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红绿"思潮。"深绿"和"浅绿"思潮由于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维度,单纯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客观上推卸了资本对全球生态治理应尽的责任,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话语";红绿"思潮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是一种"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从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看,存在着"深绿"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研究范式"、浅绿"思潮的现代主义研究范式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建构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秉承"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维护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既作为一种发展观指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又作为一种境界论以促进全球生态治理。     

况周颐、王国维词学思想比较研究

该文从况周颐、王国维各自词学理论主张出发 ,集中比较了他们的词学本体观。认为况周颐视“诗余”新说为词的特质 ,“词境”为词的重要特征 ,“重拙大”为创作审美理想 ,这三者在分离中有统一。而王国维以“境界”说统一了词的特质、特征与创作审美理想 ,统一中又有区别。     

老子“道法自然”之生命境界与当代中国人的生命观

生命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思考的重要问题,其中老子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道法自然"的生命境界是一种通过"无为而为"的生命践履追求人的生命之"真"与"朴".当代中国人面对全球性、人类性的生命矛盾与生命危机和中国人自身传统文化失落与社会转型的痛苦抉择,面对自身生命观的困境,需要有当代中国人自己的生命观念.当代中国人应以现有的生活世界为根基,现有的生命境遇为契机,以对老子哲学生命境界之真义把握为财富,实现当代中国人真实的"自然"生命观转变.     

从"自然"到"自觉"——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探微

@ 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文心雕龙>为代表,中国古代修辞学完成了从"自然发生"到"自觉探索"的转型,这是中国修辞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这次转型使中国修辞学研究境界得到了整体提升:一方面,中国修辞学研究从此走上了理性认识的道路;另一方面,它揭示了修辞学发展的内在动因,进而促进了修辞学的发展.     

知情意行的统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培养策略

荣辱观的形成是知情意行协调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由知而行,由行而成情,由情发展为意志品质,最后落实到行动。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策略遵循心理发展规律即明荣知耻、褒荣贬耻、趋荣避耻、隆荣雪耻的过程。     

创业者必经之“三境界”

近代博学通儒王国维在其名著《人间词话》中写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于创业者而言,需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做一件事情,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亦可将其同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相比,其历程也必经上述三重境界。     

中西语言观的差异与审美境界的生成

本文从中西哲学对道的不同理解入手 ,试图为中西古代语言观的差异找到原因。在西方 ,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逻各斯 (Logos)与神的隐性统一 ,还是中世纪的“Word”的“三位一体” ,都体现出强烈的神本体论倾向 ,而语言作为神性的集中表现 ,它就是神的现实化。因此 ,西方近代以前的神本体论实际上和语言本体论并行不悖 ,语言在西方具有本体意义 ,语言和道契合无间。但是在中国 ,以“道法自然”为基础的自然本体论对语言的重要性只是作了有限的强调 ,认为语言与道之间有差距 ,这种差距甚至要通过“象”来沟通 ,以此为基础产生了中国古代对审美境界的探讨。审美境界 ,是以言、象为基础 ,以超越为手段 ,以道为旨归 ,以“游”、“忘”为心理特征的生成性心理空间。     

1977～2009年人口学CSSCI期刊论文作者统计分析

论文是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产生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作者数量和文献数量之间的关系是遵循科学研究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使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7种人口学CSSCI期刊自创刊起至2009年的全部论文进行分析,主要发现:(1)7种期刊不同论文数量的作者占作者总人数的概率分布都遵循Lotka定律,新老作者结构合理;(2)7种期刊新增量都显著低于理论最佳值,说明学术研究队伍非常稳定,但是活力不足,容易出现作者老化现象。     

论政府决策与民俗冲突——以周口复坟事件为例

周口复坟事件反映出政府决策与民俗之间的冲突。在这次事件中,当地政府以经济发展为着眼点,出台政策。而民众由于风俗习惯,心结未解。决策遇上民俗,两者发生冲突,只有妥善处理,通过协商,寻求解决之道,而不是相处折腾,将责任相互推诿。如此才能保证政府与民众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