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派——一个发出时代强音的学派

中国农村派参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时,进行了大范围的农村调查,通过《中国农村》发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政策,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但它也无法跳出当时历史条件的束缚。     

文化工业理论研究综述

自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理论以来,各国学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褒贬各半。本综述立足于近二十年的研究成果,从国内外学者对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生成语境以及对文化工业理论的评判进行探析,以期通过对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梳理,为今后继续深入研究提供帮助。     

空间叙事视阈下拉斐尔前派诗歌的“虚构死亡”叙事艺术研究

拉斐尔前派诗歌的“虚构死亡”叙事是其“现世死亡”的叙事变异,也是“死亡恐惧意识”到“死亡不惧意识”转化的表征。空间叙事视阈下,以叙事空间天堂或天国、地狱或冥府、墓地或家园等为“虚构死亡”的文本叙述层,解读拉斐尔前派诗歌的来世复活与生死轮回哲学观,死亡的不惧意识和不朽思想,分析诗人超然物外的“出世”境界,论证诗人在精神层面对死亡的独特认知,发掘虚构死亡意识的审美意义。     

浦东派琵琶艺术的传承途径

浦东派是中国近现代琵琶五大流派之一,对我国琵琶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该文对浦东派琵琶艺术的传承途径进行了分类和研究,从个体传承和群体传承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个体传承主要包括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群体传承主要包括乐团传承、专业院校传承和民间传习所传承。浦东派琵琶之所以传承百年延绵不绝,与其在发展中不断拓展创新传承途径密不可分,分析浦东派琵琶艺术的传承途径并从中找寻可借鉴的经验,对琵琶流派艺术在当下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广告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研究：德国功能派译论的视角

以功能派译论为理论支撑研究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但功能派译论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由于英汉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都存在功能关联性特征,英汉广告互译中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上、意义上的流失、替换,因而弱化了目标广告文本在目标文化中的表达效果和劝诱功能,这就是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可译和不可译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连续体,随着语言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原来不可译的可能变得可译,有限度的翻译可能变得充分。     

王骥德《曲律》:主客兼顾的“体系”初构

王骥德《曲律》是明代吴江派戏曲发展第二阶段的理论代表，论述剧作家主体、客观现实生活、剧作文本、表演家体现、观众欣赏接受等主客观因素兼顾的新体系的初步建构，风神标韵的戏曲艺术美范畴，风格论的阐释，戏曲艺术特性的强调，中和戏曲美学思想的操守。     

穆时英与中国新感觉派小说

穆时英是中国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本文以１９３３年前后为界,阐发了穆时英创作的历史变异及其审美特征。本文既注意到中国新感觉派与外国文学的渊源,也看取到这个流派的艺术本土化的特点。在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比照中确定它的独特审美取向     

“鬼才”和“仙才”的末路──穆时英张爱玲并论

穆时英和张爱玲都是具有特殊才华的作家。他们一步入文坛,就以题材的新颖和技巧的创新为新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从而赢得文学界的重视和读者的好评。但是,他们都缺少正确的思想和广阔的胸襟,或因政治转向,枯窘了自己的创作才情,过早地窒息了文学生命;或因题材狭窄,心态和文艺观过于褊狭而苍凉地结束了创作高峰,可惜地跌入低谷。他们短暂的文学生涯,给人们留下许多值得深思的课题。     

从功能派理论看广告翻译

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经济环节中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契机。广告作为宣传商品及服务的主要手段,是商家与消费者联系的纽带。而广告的特殊目的将广告文本的翻译列在了传统文本翻译之外,本文从功能理论出发,通过对功能派翻译理论,尤其是目的论的介绍,以及对广告的特殊目的、功能的分析,指出在目的文本中实现广告的目的和功能是广告翻译者在广告翻译过程中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契诃夫的启蒙观

一源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思想界对自然、历史、社会、政治、宗教的整体看法.随着科学革命带来的一系列伟大发现,更重要的是一种奠基于观察和实验之上的理性的科学方法的制定,使得人类在18世纪时对于“无限知识这一目标唾手可得”[1]充满信心.到19世纪下半叶,作为启蒙运动高举科学和理性旗帜的后果,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进化论思潮在俄国流行开来,深刻影响了当时大多数俄国读书人的思想.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强大推动下,知识分子立足于研究现实,拒绝对世界的先验判断,坚持客观地看待生活,这些新的思考问题的态度,毫无疑问促进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