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新问题释疑——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分析场域

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部分条文的理解需严格按照立法条文进行论理解释。《规定》对非法证据的范围认定应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在形式上限定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五种,在实质要件上应把握非法证据之"非法性"体现于对公民宪法性基本权利的严重侵害。对《规定》第9条"所外讯问"的理解应恪守刑事诉讼法第116条的规定,将因客观原因进行合理解释的所外讯问理解为羁押前因客观原因不能及时送看守所的所外讯问,以及送看守所后在讯问室以外的所内讯问。坚持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2款的立法精神,《规定》第31条第3款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做了进一步完善,增加了控辩审三方发问的规定,是对当下自由证明向严格证明转化的最新理论的吸收,体现了当下立法和司法者对取证合法性问题的重视及对相关程序争点查明过程中的审慎态度。     

先秦法家的忠德观及儒法忠德观的异同——以战国时期三晋法家为例

法家作为政治思想流派,主要出现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在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中,相当多的法家思想家都与韩、赵、魏“三晋”有着深远的关系。他们或是出生于“三晋”,或曾经活跃于“三晋”的政治舞台上。法家不仅重视法、术、势,而且对政治道德也给予极大的关注,特别注重高扬忠德。与儒家广义的忠德观不同,法家的忠德观相对狭义,主要集中在忠君这一点上。通过对三晋法家代表人物忠德观的分析不难发现,法家忠德观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自私人性论基础上的,其政治定位主要奠基于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上,至于其核心内涵则完全集中在臣子对君主的绝对、片面的忠顺上。概言之,以三晋法家为代表的先秦法家学派对忠德的界定和阐扬主要集中在臣子忠君上,其根本还是服务且服从于君主以法、术、势来治国理政。因为是建立在维护君主专制这一目的之上,因此,法家的忠德观主要体现为忠君道德,且缺乏先秦儒家忠君道德那种双向性,而表现为绝对化的、单向度的忠君。     

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机制

2 1世纪 ,人类步入了一个以人才管理为主的新经济时代。在新型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下 ,人力资源的开发是主要内容 ,而激励是实现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途径之一。建立合理的用人激励机制 ,是吸引人才的关键。本文分析了激励机制的重要性及其制定原则 ,多方面阐述了组织有效激励机制的措施并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     

论王岱舆的天命观

天命观是王岱舆＂以儒解回＂的典型表现,他在运用儒家的＂天命观＂阐释伊斯兰教思想时,坚持了伊斯兰教立场并赋予其伊斯兰教含义。王岱舆的＂天命＂指真主从天所降下之＂明命＂,真主自天降下＂明命＂目的是＂修道而立教＂。＂天命观＂在王岱舆伊斯兰教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运用这一范畴,王岱舆系统阐释了他的中国特色伊斯兰教哲学体系,丰富了中国伊斯兰教哲学传统。     

英语大班课内外合作学习实证研究

大学生日益需要发展其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而大班教学中又是很难实现有效互动的。本实验尝试在英语大班中引入合作学习方法,灵活运用并设计了实用的课内外合作学习任务。实验结果显示,课内外合作学习能够使学生有效利用课堂内外的时间,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提高英语应用能力,并且逐步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习策略应该能成为解决英语大班教学模式困境的有效方法之一。     

江藩《宋学渊源记》史源考论

江藩的《宋学渊源记》是研究清代理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学界对其撰写情况不尽了解,评价不高。《宋学渊源记》系在彭绍升《二林居集》之《儒行述》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这一发现显示《宋学渊源记》具有丰富的思想史意义,同时说明清代学术有复杂关系和内在逻辑。     

论清代中期四川的民教关系

清代中期,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四川官民因"礼仪"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矛盾,既涉及文化习俗的不同,又涉及政治经济利益的摩擦.这直接地导致了四川民教关系的长期不和谐,并使反教行动从群众自发逐渐转变为官吏主导、群众参与的有组织性运动.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论衡

在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构成似乎只是儒、释、道三大学说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以主张暴政的法家学说因其暴虐而臭名昭著从此销声匿迹,不再复出.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儒、释、道(主要是儒学)虽然总是以官方的哲学表现在政治舞台上,但这仅仅是思想文化形态层面的一种表象,而在封建统治集团潜在的心灵深处,法家学说才是他们对付被统治者的政治底牌与精神武器."内法外儒"或"内法外佛"、"内法外道"政治无疑是中国封建统治思想最本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