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的本义与演变

"仁"与"义"是先秦时期至高的范畴,是古代文化两个重要的"遗传密码"。儒学与墨学的根本分歧在于"仁"与"义"哪个应该放在首位。儒家特别看重亲情,强调对内要"仁",这同孔子本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用"精神分析法"来解释,这属于个体的"潜意识"和"前意识"。"仁"与"义",一个是维系亲情;一个是卫护公道。所谓"仁内义外"主要是强调在家族内部讲"仁",在外面讲"义"。然而,在古汉语中,一个符号可以包含多项所指。所以,仁、义、内、外的意思都不是唯一的。孟子不赞同"仁内义外",实际上是否定了私德与公德的区别。后世的统治者赞赏孟子,不过,他们的意图不在"天下一家",而在"家天下"。     

以儒释伊和以伊释儒的有机结合——对王岱舆以儒诠经思想的一种理解

以儒释伊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用了宋儒的语词和概念;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这些语词和概念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三是这些语词、概念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使伊斯兰教哲学被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以伊释儒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其所借用的儒学概念范畴的思想内涵进行改造;二是这种改造基于伊儒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儒学本身存在的问题;三是这种改造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对伊斯兰教的立场坚定不移,对伊儒思想的异同严格区分,对儒学面对的问题适度同情,对儒学的整体思想全面观照,则是王岱舆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的方法。     

《儒行》的超越维度：儒家群体的建设与追求

《儒行》篇对儒家群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经典诠释史上看,宋儒的质疑导致后世忽视《儒行》篇的重要性,至晚清民国时期《儒行》篇再度获得推崇,康有为、陈焕章将《儒行》视为孔子为制定孔教而设的条规。他们提出儒服是孔子改制的一部分,如果不考虑这种改制论,儒服同样具有群体性意义。相比儒服,孔子更为看重儒行,将行为视为儒者的判定标准。儒者行为重在学问,其内容是忠信,目的是求仁。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在没有出仕时,儒者秉持坐起恭敬的修为,沟通与把握天命;出仕之后,儒者将天下百姓与自身性命视为一体,以天下生民为终极归宿。     

协同战略的实现机制研究

协同战略要求企业在战略制定、实施过程中保持时空上的协同与管控上的一致,其目的是通过协同行为有效地配置企业资源、消除企业内外界面障碍、删减价值链环节上的无效活动,提升运行效率,使投入价值效用最大化。当企业经营管理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变化时,由外激力和自发力协同构成的动力促使企业制定并实施协同战略,资源、管理、组织和文化等四大要素及其子系统相互作用、协同工作的过程就是协同战略付诸实施的过程。     

唐宋帝王的三教融合思想

在唐宋时期三教融会、“三教合一”的文化思潮中,封建帝王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统治者对儒、道、佛采取了分别利用的态度.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唐宋诸帝这种融合三教的态度和行为,对三教在政治、思想、学术等层面上展开深层的、广泛的、有机的融合产生了极大影响,“三教鼎立”的格局逐渐被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所替代.     

组织内社会网络影响个体工作绩效的机理——基于角色外行为视角的理论研究

大多数关于个体工作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都聚焦于个体特征和态度层面的微观变量,却忽视了组织特征层面的宏观变量.从角色外行为的视角分析组织内社会网络对个体工作绩效的影响,并提出社会网络影响个体工作绩效的机理,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人学”本质——《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述评

三教关系折射出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许多重大关联。《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一书抓住儒佛道三教的"人学"核心,从三教的人学教化理论、三教关系的人学融合理论、三教的完人理想、三教人学的当代意义等方面,对三教关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人学"纲领统一下三教关系史上许多疑难问题得到了恰当、合理的解释。     

儒的源起与真意——“小人儒”如何跃升为“君子儒”

":儒"在孔子之前原是亡国的遗民,柔弱的文士,虽为寄食者,却又有倨傲的个性和遗风,是为人相礼和丧葬的"小人儒",其经济地位虽卑微,但特殊的职业却又令其自感神圣和崇高。由"小人儒"到"君子儒"的跃升,不仅归功于孔子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儒行",更在于其遵循"天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行迹和高山仰止的人格操守。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标志和重大转向。中国文化内在超越的心性修养学说及其传统渊源于孔子对"君子儒"的型塑。     

基于品牌视角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

在对外开放与经济虚拟化条件下,国家经济安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经济安全领域中学者关于品牌及其衡量指标的观点进行梳理,提出衡量的指标——内忧(品牌外产比)和外患(品牌价值比),并以此为依托,考察我国的品牌发展。笔者认为内忧——外资的品牌实力,依然比较强大,但是呈现下降趋势;外患——我国的品牌价值比,虽然比较小,但是呈现上升趋势。经过安全得分的计算,笔者认为要从品牌角度提高我国的经济安全水平,需要侧重于提升我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     

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典籍外译策略研究——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中国典籍外译应重视译文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可读性与可达性,过度的异化只会阻碍原作的通达,导致文化的自我边缘化,不利于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红楼梦》英译本翻译策略选择的解读以及译本在目的语社会的接受和反应证实了文化翻译观关于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钱钟书的“化境论”中的“诱”对我们今天的典籍外译很有启迪作用.在现有的接受环境下,中国典籍外译不必拘泥于译本的形式和深度,应先做出适度妥协,顺应目的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和心理期待,提供他们可以接受的跨文化产品,从而译出异化程度更高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