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视角下减轻农民负担的制度重构

农民负担在不断“减轻”中加重,这一困境是传统集权型财政体制的直接后果。传统集权型财政体制不断索取农村资源,阻碍了农民负担的减轻,出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制度锁闭。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既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根据减轻农民负担的需要,应从城乡一体化、乡村财权与事权统一两个方面构建公共财政体制。     

关于高校新增专业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探讨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进行，其社会化发展特点日益明显，各高校为了适应社会需要，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纷纷增设了一些市场适应性强、需求量大的新专业，以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地处西部边陲的新疆，从2000年也开始在高校新增专业。2002年有将近20所高校     

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民主治村的重要制度创新——对赣州"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调查与分析

江西省赣州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产生、发展是对中国村治传统的成功借助和根本改造,是赣州农村内部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对中国乡村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创新。它不是对现有村庄“两委会”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解构,而是对现有村庄治理制度的一种有益补充。在今后的新农村建设中,应努力保持和强化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作为村“两委会”领导下的村庄民间自治组织的本色,疏理和划清村“两委会”与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相互职责边界,加强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内部的制度建设和自身的规范化管理。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公民责任

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全球可持续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的系统工程,其参与主体包括政府各部门和经济、社会各层面的每一个人。其中,公民参与是其他各主体参与的基础和推动力,可以说,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成功与否,与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度密切相关。在我国,公民对环保的关注度很高,但参与的主动性不强,对环保的要求度很高,但责任心不强。因此,我国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公民承担起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公民责任。     

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创新问题

公共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模式,是各国政府发展与完善的目标.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多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来逐步解决,从而使其能够顺应政府模式的发展趋势,逐渐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仪式性人情与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基于宁波农村调研的分析

"人情"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普遍习俗,有着经济互助和社会整合功能。当前宁波农村的仪式性人情正日益丧失这些功能。由于仪式性人情场合的送礼数额非常高,招待客人的酒席标准也很高,处于村庄底层的村民根本操办不起,也无法广泛参与。因此,仪式性人情越来越成为村庄富裕阶层和小康阶层的"表演",中间阶层可以勉力参与,贫弱阶层只能退出。人情越来越成为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方式,并异化为阶层排斥的一种手段。这固然因为宁波村庄内部出现了经济分层,也因为村庄内部不存在强大的内生结构性力量。     

能促型国家的角色:事业单位的改革与非营利部门的转型

随着中国市场转型的深化,事业单位的全面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在市场经济中,民间非营利组织构成公共部门和营利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计划经济体系的遗产,事业单位在整个非营利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近年来出现了走向企业化和民营化的变革。在事业单位的改革过程中,国家扮演能力促进的角色至关重要。一方面,建立一个规范的非营利组织监管体系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培育民间非营利组织自主发展的能力。     

“超市型”高校体育教学模式的理论研究

“超市型”高校体育教学模式,就是以“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为依据,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体育课堂教学新格局,设立常规型、自主活动型、开放综合型三种类型体育课,实现运动技能目标、行为目标两级培养目标体育教学新模式。     

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微观基础的转变

从改革以来的经济波动情况看,中国转轨时期经济的波动性逐步减小,稳定性增强,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在削弱转轨型波动的同时使成熟的市场经济波动逐步表现出来,因此在目前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增长周期中,宏观调控当局既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又要转变调控方式,以适应以生产过剩为内容的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     

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

经济转型的社会影响及其机制,因地区和时期的不同有很大差异。本文基于苏南某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对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村庄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在改制之后的苏南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村庄公共权威经历了以“私营化”为表征的蜕变。具体来说,这样的公共权威“私营化”过程又体现为在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三方面的权力分散、精英分化、责任收缩的过程。而作为蜕变结果的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形成及其经营策略,不仅受到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私有化过程)的影响,而且受制于干部的选拔培养等既有社会政治制度。通过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到市场转型时期的历史对照,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从一个侧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比较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