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视角的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

当下村民自治因较多依赖国家供给,忽视了农村内生秩序,从而产生诸多困境。为走出困境,应“唤醒”农村自治元素,整合农村自治资源。推动农村内生机制的构建,并以此重构农村内生秩序。农村社区建设是一条可承载建构农村内生秩序的路径。它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方面旨在培育国家制度供给在农村实施的土壤,另一方面则契合了村民自治由内向外、外力辅助的发展规律,可为村民自治奠定厚实的社会基础。顺应上述思路,农村社区建设须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由组织农民向农民自我组织转变,二是要重新认识基层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定位及村民自治组织基本职能的转变。如此,才能走出传统国家供给的误区,与村民自治协调共进。     

论人的尊严

在当代政治哲学、伦理学、法学等领域的相关文献中,"尊严"是一个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人的尊严,指的是人人都具有的平等的人格尊严。人格尊严是在社会共同体中存在与实现的尊严,人格尊严的需要是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是人的精神生命无上价值的体现。人的尊严根植于人的本性、人的共同体成员的资格。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文明融合发展

人类系统的发展是纵向社会形态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统一,应重视文明横向发展研究.具有地缘—利益性质的文明共同体是文明融合发展的主体,不同文明共同体间的竞争与借鉴构成文明融合的基本方式,而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则深刻揭示出文明融合发展的本质.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信念,体现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     

教育现代化下高校外语教师学习共同体构建 ——以湖南工程学院为案例

教师专业化发展是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关键要素,而外语教师学习共同体构建是其专业成长的基石.对教育现代化下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内涵及特征展开分析,并明确其必要性.以湖南工程学院为案例,从内化、外化和互动三重维度出发,来构建高校外语教师学习共同体,认为内化取决于教师主体,外化在于机制和环境创设,互动是多元整合的过程,最终实现高校外语教师跨越式发展,达到"教育现代化2035"的既定目标.     

经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有资源

经典是中华民族的根魂源。本文从经典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智慧、记载的中华民族交融历史、反映的中华民族团结思想、表达的中华民族进步历史观四个方面着手,着重探讨了儒家经典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基础作用,反映了经典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有资源。认真梳理经典文献中记载的各民族交往历史,提炼其中团结进步的精神价值,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形成的重要途径。传承经典、研究经典、保护经典,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当从经典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人道”“共享”“正义”“和谐”四大伦理价值,且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人道”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基础,“共享”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核心,“正义”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本质,“和谐”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旨归。这四大伦理价值充分体现了人类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意蕴。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超越“族群－民族”二元框架：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启示

“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之间的逻辑张力被认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挑战。多元化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贯穿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过程。作为对国族认同危机的回应,文化－政治二元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西方民族认同研究,构建了一套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在该话语体系中,民族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具有政治意涵的共同体,而族群是由血缘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界定的人群。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合,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和稳定性;族群却被认为可能给民族认同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发端于“文化转向”的边界建构范式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认同情境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代性话语。在边界建构范式中,民族和族群认同同属一个分析范畴,本质上都是自我和他者间边界塑造的社会过程,是通过意义赋予实现的。身份认同建构既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又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认同情境论的主张是,身份认同的构建受到不同情境的制约。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有助于我们跳出现代性话语框架下的政治/民族－文化/族群的二元论,对我们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征有启发意义。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新冠疫情的暴发作为一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青年思想状况产生了较大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回应青年的思想关切,并给予及时的引导。基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五个基本着力点,即：以树立正确的灾难观为着力点,培养危机意识和担当精神;以倡导科学应对疫情为着力点,提高理性思辨能力和自我防护能力;以讲好中国抗疫经验为着力点,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反思人与自然关系为着力点,增强自然保护意识和生态文明理念;以关注全球抗疫大局为着力点,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再思族群：基于田野与阅读的启发

人类学对于族群的研究,历来被分为"原生论"与"建构论"两派。卡马洛夫(John L.Comaroff)提出将族群视为分类的观点,超越了原生论与建构论的二分,为理解族群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梳理并评述卡马洛夫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呈现一个反向的案例,即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在这里,族群并没有成为人与人之间首要的分类体系,多个族群在地域的基础上结合为了相互联结的共同体。迪庆的案例,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族群"与"民族"概念,并寻找在民族地区从事研究的新方法。笔者认为,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倡的社区研究,在今天的民族地区或许仍旧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