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变法运动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

战国变法运动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它以富国强兵为争夺天下的手段,用加强中央集权来打击内部的分裂势力.变法运动的过程是体制改革的完成与大一统实现的过程.     

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儒学传统观的演变

孔子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但他对传统的态度是比较开放和理智的.孟子较少求助于传统,但其王霸之辨开启了寻求思想统一的途径.荀子以其人性恶的理论将王霸论导向对礼义传统的依赖.董仲舒最终使儒家的传统观成为一种权威主义传统观.     

《吕氏春秋》与秦代社会

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吕不韦之《吕氏春秋》与秦代社会的关系，认为《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为秦统一后制订的治国大纲，但因同秦始皇的思想格格不入而未被采用。     

历史"通变"思想的深入与嬗变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左传》预言所体现的“大一统”思想

《左传》的预言描写体现了左丘明的“大一统”思想,这种思想上承《春秋》大一统思想而又有所发展,是崇礼与崇霸的历史观交织作用的结果,是时代文化特征在作品中的体现。左丘明的“大一统”思想及借助预言来表达大一统思想的形式对于后代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避暑山庄及其建筑与康熙诸帝少数民族政策

避暑山庄建造的历史 ,与清政府统一内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进程 ,即清代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相始终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建成后 ,除供清帝和家人避暑、休息和玩赏外 ,主要用于联络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 ,处理边疆大事 ,为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徙戎论》的命运与"天下一家"的格局

李鸿宾从西晋江统的<徙戎论>的冷落命运谈到隋唐"天下一家"的格局,认为排斥文化认同的狭隘民族观念并不符合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势.     

秦汉时期中国文化自信力形成研究

秦汉时期,王朝一统,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文化的自信力由此而生。所谓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①对于秦汉时期而言,文化自信则表现在:其人民对于秦汉文化的文化价值及其文化模式的充分认同和肯定。文化价值和文化模式的形成,则是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文化各个层面合力作用而来,因此,本文旨在从以上几个方面探讨在秦汉时期中国文化价值与文化模式的形成中,逐步奠定并形成的中国文化自信力。     

中国大一统思想及各民族共创中华的集体记忆

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华大一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但是少数民族对于大一统思想的贡献却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实际上，在大一统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少数民族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魏晋南北朝到辽朝，少数民族在大一统的“共祖异族”理论框架下，以炎黄血脉认同为共识，创建了一个个局部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在金、元、清三朝，少数民族则在“我本中国”的理论框架下，以国家认同为共识，建立了统一(或局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其中，以北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创造性地践行了“脱夷统华”理论；在后唐、后晋、后汉三朝，沙陀人凭借“政治正统”完成正统建构；契丹人更是在“脱夷统华”理论中增添了“北极之下为中国”的内容，扩大了“中国”的内涵。金朝建立后，多民族的中国观被创建出来，中国大一统思想开始进入“我本中国”的理论进程。元、清两朝都是这一理论的成功实践者。这些思想的积极影响，最终铸成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