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     

论王通的儒家民族思想

王通的儒家民族思想与其儒家大一统王道政治观相辅相成,既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反思,也是对建立新的、统一的多民族王朝的理论建构。王通强调以政治认同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基础,提倡仁德面前各民族平等,主张民族文化交流与互补,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民族观,并为唐代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开启了理论先河。     

试论“独尊儒术”的文化价值

：“独尊儒术”是在儒学思想不断发展,而黄老道家思想已经不能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所提出的大一统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对各种文化资源有效的整合,重创新型儒学体系,还与当时的政治相互融合并互动,使得儒学理想化的政治指向往实践化的政治指向转变,最终贯通社会系统的上下,形成以政治为选择的价值观,重构一种完整的范式,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传承。     

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

黄老思想盛于西汉之初,但很快又在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归于消沉,并在此后近二千年的封建统治期间基本上没有再现西汉初年之辉煌.黄老思想淡出西汉社会政治舞台的深层次原因,是与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存在着许多源自于黄老思想本源的难以调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所寻求的政治与经济解决途径有着很大的分歧与距离,正是因为这些根本性的原因注定了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暂时性和阶段性.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思想来源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兼采诸家之长,吸纳、融合了墨、法、阴阳等家的思想,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时代特征。“大一统”理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满足了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顺应了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由此,在汉代政治初步实现“大一统”的同时,也逐步实现了思想的“大一统”。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     

“大一统”国家治理视阈下的元朝土司制度

从四个方面对元朝治理土司地区理路作了系统梳理,认为元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兼用金代文化与中原“汉法”,将地方社会管控与“大一统”体制紧密结合,在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该制度推动国家权力从内地不断向边疆延伸,使土司地区的社会秩序变得日益稳定。元朝土司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深刻影响了土司地区社会生产、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土司社会变迁,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咏花诗词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学史上的咏花诗词,虽然不如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那般名作迭出,名家众多,却同样是华夏文化的结晶,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诸多元素。如大一统观念,修身齐家治国理念,在文学史上也有着相当的意义。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

《周官》成书众说纷纭,将之成书移至载籍初见的河间则更为科学砥实,众多聚讼亦涣然冰释。《周官》标举周制,实为大汉立法,其封建是大一统封建,其制度是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一方面尊礼君王,一方面又将王权牢牢地限制在制度秩序中,试图织构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秩序与行政法律秩序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已有君主立宪的原始宪政精神。为强化制度权威,《周官》强调天礼合一,甚至天地都要接受礼的规范。这在河间儒学的《春秋》左氏学、《毛诗》学等方面均有体现。本文称河间儒学这一构建为天礼之学,与时中央儒学,强化皇权地位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学术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