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与肉的冲突：杰克·凯鲁亚克的佛教思想分析

自《达摩如是说》以后,凯鲁亚克的作品中无不带有东方佛教色彩———大乘佛教和禅宗。本文试图就凯鲁亚克的作品,结合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其佛教思想产生的原因以及发展。指出在凯鲁亚克的思想中,大乘佛教只不过是用来排遣孤独、摆脱压力的一种渠道;禅宗则是企图挣脱一切束缚,达到完全自由的一种手段。     

古松亦菩提

相传明朝年间．有位秀才乡试屡试不中。此次乡试放榜亦名落孙山。愁闷之余，信步来到一古禅寺。秀才无心参禅，亦无意阅览佛法和风光。唯呆立一古松下，口作吁叹之声。寺内方丈见此情境，合十问曰：“施主莫非为榜上无名而惆怅？”见秀才面露惊愕，方丈拈须一笑：“施主着儒生衣冠，放榜之日面露愁容．必为榜上无名而负寒窗之苦。”秀才面露羞愧之色：“老方丈所猜不错，学生十年寒窗。九栽遨游。读圣贤之书，习兵法列阵，非为功名利禄。实为自幼立下鸿鹄之志，而今屡试不中，报国无门，为此羞愧耳。”     

《大乘起信论》铃木大拙译本研究

1900年,铃木大拙以唐代实叉难陀的新译本《大乘起信论》为蓝本,将其从汉语转译成英文。译本将中国佛教大乘思想系统译介给西方,引起学界关注。文化层面上,铃木译本契合了当时的比较宗教学理路以及西方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的浪潮。文本策略方面,译文在"自我"与"他者"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助推了译本的成功。铃木本人方面,译本成功的深层原因要归于其文化自觉——体现为宗教冲动和对东西方文化的体认两方面。     

一代名僧黄宗仰与上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新知识界革命风潮的激荡下,爱国名僧黄宗仰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留下了奔走呼号、跳踉搏跃的身态姿影.综观其一生非同寻常的思想观念及其事业践行,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的多元化生态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北朝佛教的义学体系建构———« 大乘义章» 与« 菩萨藏众经要» 比较

西魏、北周《菩萨藏众经要》与东魏、北齐《大乘义章》皆是继承北魏地论学派的传承而有不同的展开。《菩萨藏众经要》代表着西魏、北周佛教融合南朝佛教“经抄”的最新成果,依“五门”——佛性门、众生门、修道门、诸谛门、融门等形成《一百二十法门》的框架。《大乘义章》是北朝佛教“义章”类的佛法纲要,其“五聚”的框架结构与“教理行果”“法宝五义”（教法、理法、助道法、涅槃法、化用法）完全相应,否定了有些学者强调《大乘义章》是借鉴《成实论》“四谛”的组织结构说法。最后,《菩萨藏众经要》是根据“法门”摘录相应的经论文字;而《大乘义章》则是引用经论而进行自己的阐释,根据“诸门分别”去剖析法义的内涵与同异。因此,后者在编撰意图与义学成就上,比前者更能体现北朝佛学的最高义学水平。     

方东美论中国大乘佛学与道家哲学智慧

方东美认为,华严宗以其“理事圆融”的本体论和“内具圣德”的人性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是来自印度的佛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他肯定了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对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他更多地作出论述的,是中国大乘佛学在其形成阶段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当佛教传人中国之后,正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导致的儒家思想衰退、道家思想复兴时期,因此外来的佛学主要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而形成高度哲学智慧的。这种对于儒家与道家在魏晋思想界不同地位的看法,再次表明了方东美在学术文化上反对卫儒家之“道统”的基本态度。     

关于印度宗教文化传入东南亚的渠道问题

宗教是印度历史的重心,使古代印度文明带有浓厚的宗教特色,在古印度先后产生了拜物教、吠陀教、婆罗门教和佛教,并通过双向性贸易往来和向东南亚移民,使印度的宗教文化传入东南亚,并对东南亚的政治、宗教、文化、艺术、风俗、建筑、雕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辜正坤的莎翁故事

7月细雨的午后,我们在辜正坤教授书房里对他进行了专访。书架占满了三面墙壁,唯有窗台下一张长长的条案,也铺满了书籍、画作、纸张。英文、佛法、道家……在这些书籍的环绕中,听这位莎士比亚研究会的会长讲讲他的莎翁故事,并且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来看莎士比亚,很是有趣。     

论初期的大乘佛教及其学说

早期大乘佛教是东方哲学史、文化史研究中的难点之一,它的起源至今尚未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对大乘佛教的研究必须依靠汉译佛典来进行是它的突出特点。一方面大乘佛教把唯心主义的思想推向了神秘主义的信仰高度,另一面它又具有世俗化的思想内涵。无论在印度哲学史的探究方面,还是在中国哲学史、佛教史的研究领域,都是一个需要理清和打通的认识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