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负面报道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考量

本文从负面报道的定义开始研究,认为不同观点的报道亦属于负面报道。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负面报道有深远影响,导致负面报道的内容生产和传播非常困难。本文还认为,媒体负面报道权利的争取是传媒一直在奋争的。     

中华先哲思维论

撷取中华先哲思维艺术和逻辑遗产的精华,引出对今人思维表达有益的借鉴,是中国逻辑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着重探讨中华先哲思维艺术论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是我非我”的启示——从不确定性的王国到翻译书写

借鉴当代法国史学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对翻译实践中出现的“是我非我”现象做了一番梳理和分析,并指出无意识和一致性逻辑之间的矛盾是造成译者“是我非我”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个矛盾,本文认为,翻译的本质是模棱两可的;翻译的问题不是方法上的问题;翻译的方法只能是一种不确切的方法;所谓的翻译其实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完成的翻译书写。     

德里达“幽灵政治学”伦理形态的出场逻辑

德里达的"幽灵政治学"彰显着特定的伦理宗旨与理念,其伦理形态的主要内容蕴涵了学会更好生活的人文伦理向度和持守正义的政治伦理向度。通过对"学会生活"这句"习惯指令"的语义学考察,德里达把"幽灵政治学"理论形态的伦理向度慢慢呈现了出来。在他看来,生活,按其本初含义,是无法主观学会的,也就是说,人不能靠自己,必须借助其他事物的指导和引领才能学会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接受"幽灵"的指引。在高度集约化的时代,以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为参照对象,才能恪守正义,秉持良知。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逻辑内涵、解释与预测功能

文章通过比较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论概括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描述的逻辑推演,发现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来分析社会形态本质特征的。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概括比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描述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和指导性;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科学性体现在它对当今的所有制和收入分配改革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和预测功能。     

作为思想的历史：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

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汉宋之争”的研究并不能单纯地从学术史外缘进行阐述,它具有真正遵循思想史内在理路（inner logic）向前的学术轨迹。作为思想的历史,“汉宋之争”持续时间之推定,并不能仅仅界定在汉学兴盛之后,而应是横跨了整个有清一代,这个内在的学术轨迹虽然经历了汉盛宋衰、宋盛汉衰、汉宋合流的阶段,但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思想的交融与井喷,不管是相互批判对立,还是相互融合调适。这些分段式的学术演绎无一不在反映清代学术史活泼、前进、具有生命力的这一特性。清代汉学与宋学的衍生、发展、嬗变,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攻讦、相互批判,及至最终的合流,都无一不证明学术史是向前发展的,与此同时使得清代思想史在激荡与调适中展现出绚烂的学术火花。     

商务英语学基本问题与逻辑起点研究

商务英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建立起来,需要明确其学科的基本问题及其逻辑起点,因为学科的基本问题是一门学科的中心所在,逻辑起点是学科的基石和血脉。对商务英语学科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点进行了探讨,认为商务英语学的基本问题是"商务"与"英语"的交叉平衡问题,逻辑起点是"商务英语教育"活动。     

量子逻辑与量子计算逻辑——语境视角下的“量子逻辑”辨析

量子计算和量子逻辑分别是量子理论发展的两个方向,但是量子计算语境下的“量子计算逻辑”与量子逻辑语境下的“量子逻辑”这两个概念却极易让人混淆.文章首先探讨了量子逻辑与量子计算这两个量子理论发展的不同进路,进而对量子逻辑和量子计算逻辑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进行了区分,最后指出了“量子逻辑”哲学研究未来应关注的方向.     

试论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理论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在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理论逻辑上,呈现出三次批判的理论高峰、三次批判理论指向的转折和三大科学伦理理论的建构;同时也存在三大理论局限.其科学伦理思想的本质具有一定的批判性、理论上的综合性与调和性,同时也具有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基调.     

再谈无“是”即无逻辑——答程仲棠先生

古汉语中没有系词,这是中国古代没能产生类似于传统词项逻辑推理理论的重要原因.程仲棠先生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它的错误在于把逻辑载体当做了逻辑本体;逻辑本体是客观的、唯一的,语言是逻辑的载体,不同的语言可以承载相同的逻辑本体.程先生的论证有失偏颇.第一,某种语言可以表述一种逻辑并不意味着使用这种语言就可以发明出该逻辑.第二,“逻辑本体”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对于逻辑学来说,它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第三,传统逻辑的规则产生于自然语言的用法,古代汉语的特点使得中国古代先贤未能发明出类似于三段论那样的逻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