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现代化中的空间秩序与治理演进——中日空间治理政策的一个延伸比较

治理形态是空间秩序与治理体制耦合的结果,实现“空间—治理”结构再造是每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围绕“空间—治理”问题,中国和日本都有若干典型案例：日本明治时代就开始了“市政合并”的探索,后来又逐步形成了“广域行政”等一系列经验做法;四川省成都市的治理单元重组和浙江省瑞安市的县乡权责重构则在国内具有标杆性意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通过空间秩序的优化重组实现传统乡村向善治乡村的加速演进。对此,应综合运用空间单元重划、治理单元重组以及产权单元重构等方式,探寻适应中国乡村现代化实际的改革框架。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的治理逻辑

建设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化是必然要求,其中环境法治不可或缺。中国式的环境法治必然要重视党内法规的特殊法治和治理功能。可从着力发挥党内法规在环境法治中的特殊作用、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功能、推动构建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文明三方面,揭示出环境党内法规所秉持环境系统观、环境效能观、环境文明观的政理法理。环境党内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党内法规所承载上述治理逻辑的规范样态,不仅包括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形式要件的狭义党内法规,也包括引领环境法治发展的环境政策、起到监督保障等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从环境党内法规的政治功能和规范效力来讲,将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为主要载体的环境政策视为广义的环境党内法规,符合新形势下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构筑的核心要义。从目前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情况看,起到监督保障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成为了主力军,但其数量庞杂又单线作战的实践困境使其亟需完善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党的环境政策和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向狭义党内法规的有机转化,使狭义的环境党内法规成为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广义视阈下的环境党内法规,在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着规范、治理与重塑的制度功能。环境党内法规通过将党的不成文的环境文明提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态,从而使其获得长远的效能力和长期的执行力。环境党内法规通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赋能,从而全面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政治效能、预防效能和发展效能。环境党内法规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结构为环境文明奠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为环境文明铸魂、以党规国法共治为保障的外部制度为环境文明塑形,使其实质上具备了打造人类环境文明新形态的重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完备的环境党内法规体系对上述功能的系统发挥尤为重要,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体系化完善。     

以行政协同治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范例

随着区域协同发展政策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区域协同研究正如火如荼,但现阶段学界尚有待阐明区域协同瓶颈之因并提出解决之法及相应的区域协同新机制。本研究试图聚焦于此,在理论层面梳理区域协同瓶颈产生机制与区域协同新机制,并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进行案例分析与问卷调查,在实证层面检验本研究的两个理论框架。案例分析发现,以机关事务为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存在治理尺度差异,这与中央政策调控共同构成协同的内外动机,驱动成渝地区深化合作意愿,卷入区域协同;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两地机关事务标准化协同工作中亦有所披露,并阻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协同发展。问卷调查数据进一步验证案例分析结果:推进协同地区加强行政治理协同、推进治理尺度统一具有紧要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标准化执行助推区域协同发展,标准化的行政治理协同增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互信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此外,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干部协同卷入的奖惩机制不完善,行政治理协同还需大力推进,两地协同仍有较强的地方本位意识。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地方保护现象是长久以来中国实行区域分治所衍生的治理产物,消弭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区域一体化思维成为协同瓶颈破局之必然要求,而基于行政尺度视角出发的行政协同治理则可能通过为地区卷入协同建构与区域空间相适配的治理尺度,从而成为区域协同必然的路径选择。并且,协同是基于时间矢量上不断发展变换的过程,地方政府应当通过牢牢把握不同阶段中区域协同"动机—路径—目的"三核心元素以寻求合理的区域协同合作。     

论成吉思汗对西域的统一管辖

元朝时期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治理是探索我国历朝管辖治理西域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对该地的统一和管辖进程,更具有开创性质和重大意义,故理应得到关注和重视。以往这方面成果不多。本文依据文献史料,在参考学界前贤研究基础上,对成吉思汗兴盛后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统一进程和经营政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论述,以此求教于方家指正。     

武汉治庸问责的“电视公考”

"电视问政"给更多的公民传达着这样一种讯息:即每一位公民作为公共权力的享有者之一,有权力监督政府治理的行为和政府服务的品质,有权力对政府进行问责,帮助政府提升治理的水平,改善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从疫情防控透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和支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我国疫情防控工作的显著成效凸显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本文将从基层社会治理的治理载体、行动体系和组织结构三个方面分析其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如何发挥优势作用。     

灵活信任、企业家能力资本化与治理--对家族化合伙创业企业的分析

本文对家族化合伙创业企业治理结构进行了研究.以个人信任和权威为主要特征的家族化治理结构,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化,对收益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的调整是突破治理效率瓶颈的根本.本文指出,信任的灵活性、企业家能力差异度、企业家能力资本化过程等是影响这一过程的重要因素.     

债权治理与盈余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08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债权治理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研究结论:资产负债率与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短期资产负债率与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长期资产负债率与盈余质量呈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后发现,短期债务融资是引发盈余质量恶化的主要原因,而长期债务融资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但这种效果总的来说并不显著。此外,最终控制人的国有性质加剧了债务契约引发的盈余管理动机,恶化了盈余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