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远山区农民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随着偏远山区农村社会的区域、阶层、利益、组织结构及观念的不断分化,这种外在情势变化激发了农民内在参与村庄治理的意识和动力,但外在的组织依托的缺乏、信息的不对称和参与渠道的不健全使农民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愿景难以实现。因此,只有加强偏远山区农民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组织化建设、信息对称保障和渠道健全拓展机制的构建,并动态感知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政治需求,提升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效能感,改变制约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体制机制,才能让偏远山区农民在享有实实在在的自治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基础上所参与的村庄治理行动成为新常态。     

论大国间的权力关系：从竞争冲突到合作共享

传统大国关系是通过对抗性竞争冲突来确定国际权力体系座次表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深入推进,国际政治文化的创新发展,不同文明间的交流融合,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日益突出,竞争冲突确立的树状国际权力体系弊端凸显,合作共享权力、积极分担责任成为符合时代发展新要求的国际权力分配新原则。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我国航运市场发展前景与航运保险人才多样化培养

我国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航运大国和船舶制造大国,由此而伴随的是我国财产险与其中的航运保险业快速增长,但我国航运保险总量实际只占整个国际市场不足3％;保险对进出口贸易额的覆盖面却不足10％。其中我国航运保险人才特别是复合型航运保险人才不足是造成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     

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动力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跨越"现代化陷阱"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依靠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不良政府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公民社会成长、培育公民政治文化等手段来逐步实现。     

“自上而下”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机理及其运行逻辑--一种历史维度的考察

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以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为基本特征。无论是皇权政治下的地方自治,还是威权政治下的社会空间,或是有限民主政治下的参与治理,政府自上而下的权能都一以贯之。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由权力的唯一性和集中性构成的一条主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主力量的成长,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开始受到多元社会主体的抵制,未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将有更多的选择。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善于倾听、主动回应、用足制度并适时创新。     

亚裔美国人故土利益游说对中国的影响分析

亚裔美国人的故土利益游说发展缓慢,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即族裔游说普遍面临的爱国主义困境,亚裔内部多样性导致的重大不团结,亚裔次族裔故土间的相互矛盾。这使亚裔美国人故土利益呈现高度分化,主要包括完全对抗型、部分对抗型和非对抗型三种:完全对抗型游说很大程度上会使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利益零和博弈在美国国内政治得到完整体现;部分对抗型游说使中国周边地缘政治显著映射在美国游说政治中;而非对抗型游说更多反映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为应对亚裔美国人游说的可能发展,中国需要准确判断美国族裔游说的未来发展趋势,准确判断亚裔内部各次族裔团体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的可能变化,预判未来涉及中国的游说议题的可能发展。中国应以上述判断为基础,以亲大陆华裔为核心,联合友好的亚裔次族裔团体和其他族裔团体,推动亚裔游说朝向有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发展。     

制度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与指向

制度问题是国家治理中的根本问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实现制度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和逐步定型的过程。确保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权利,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指向;民主既是一种国家形态,又是一种国家形式,从根本意义上说民主就是国家治理,与国家发展状态和国家命运有机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民主与法治不可分割,制度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相辅相成,统一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部实践。     

社会质量取向：社会治理研究的新议题

新中国成立至今,治国理念呈现出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发展轨迹,内在蕴涵两种价值理念的转向：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失重向平衡转换;二是社会管理导向从重视生活质量向关注社会质量转换。引自欧洲的社会质量概念逐步嵌入于这两种转向过程,同时,其也为诠释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崭新视角。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不应忽视社会质量取向,应在个体实现与社会发展互动统一的视域下,建构以增进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为价值基础,以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为核心内容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论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混合所有制于1997年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时隔16年再次引起热议,是因为混合所有制被认为是改革当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负债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现象的路径。在国资委"分类别、分功能"的混合指导思想下,在各地纷纷进行"次顶层设计"的大背景下,应当如何完善混合所有制公司治理具有时代与实践意义,而认清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特殊性是完善其公司治理的前提与基础。本文试图比较混合所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区别与特殊性,思考混合所有制企业混合之后的公司治理路径,为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出谋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