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及影响因素研究

会计剩余控制权一般通过企业契约安排实现其在企业内部的配置。在中国公司中,会计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象包括股东、董事和管理者。企业组织形式、企业股权集中度和企业财务状况等是中国企业会计剩余控制权配置的主要影响因素。     

自由现金流假说相关研究回顾:一个综述报告

Jensen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已成为当今最为流行的公司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它建立在代理成本研究的基础上,是对代理理论的一大发展.在这一领域,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1)自由现金流是否存在代理成本;(2)负债的"控制假说"效应;(3)FCF对收购行为及收购收益的影响;(4)作为FCF的一种支付方式一股利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本文试图对这一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作一系统的梳理和评述,以期为关心该领域问题的人士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研究参考.     

论个人信息权的权利结构——以“控制权”为束点和视角

个人信息权是信息主体依法对其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支配、控制并排除他人侵害的特殊人格权。从支配与控制的语义考察、个人信息本身的特点与保护需求出发,以个人信息的共享为逻辑起点,着眼于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分析,个人信息权应当以“控制权”为权利束点来演绎其权利外延,并具有个人信息自决、管理、许可、禁止和收益等权能,以全面保护个人信息上的人格利益。     

衡量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国际文献评论

本文评论了国际上关于衡量控制权私人收益的三种方法:价格溢价、控制权价值和控制权分布与控制权溢价相结合的方法。本文认为,价格溢价方法适应于公司股票全部流通并且实行一股一票制度,而控制权溢价方法适应于现金流量权与投票权分离的公司制度。控制权分布与控制权溢价结合的方法更具有一般性,适合于衡量现金流量权与投票权分离或一致两种情况下的私人收益。     

大股东持股、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来自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8-2017年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大股东持股、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15.9%。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大于15.9%时,其持股比例的提高将显著促进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反之则不利于促进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国家审计可以通过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有效抑制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不利影响,而第二类代理问题中介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为合理配置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明确国有企业审计重点,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现金持有量价值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资本市场2002年非金融类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显著正相关;而当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虽然正相关,但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具有较高的偏好;(2)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且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存在分离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0.769元;而当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不存在分离或虽存在分离但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1.206元.从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的偏好是一种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动机.     

从现金红利看第一大股东对高级管理层监督

本文旨在考察大股东和高管在现金红利中的不同动机.以1999-2004年度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高级管理层对现金红利的影响,考察第一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并分析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我们发现,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较低;当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较高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也较低;但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现金红利则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够削弱二职合一对红利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削弱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对现金红利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即公司管理层普遍不愿进行现金派送,但是大股东能够监督管理层的红利政策;而且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高,这种监督作用越明显,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不一定要急于过度分散股权结构,当大股东和高管分属不同主体时,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对管理层的监督.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创新

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安排可以降低经理人的代理问题,同时,也可以降低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然而,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能导致监督过度,从而减少了那些从长远来说可以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行为。基于此,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抑制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当其他大股东的数量越多、相对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时,对创新的负向作用越大;同时,我们还发现多个大股东会导致公司风险承担能力下降,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降低,从而为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安排所导致的"过度监督"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此外,我们还排除了大股东的合谋假说,并发现独立董事这一机制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大股东的"过度监督"行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及多个大股东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文献,对现实中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均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中央与地方科技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研究——基于分级制试验与控制权分配的视角

目前,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科技事权和支出责任已经成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本文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分级制试验视角认识我国科技创新治理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控制权的分配和转移情况,对中央与地方科技事权和支出责任中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检查验收权的转移造成了各级政府部门在科技创新试验中行为的异化,并会打破"由点到面"的试验链条,影响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