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对大股东利益输送的影响

文章从制度环境、控制权市场以及中介市场的角度,研究了外部公司治理环境对大股东利益输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水平、新会计准则、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因素对大股东利益输送有制约作用,而法律水平和控制权变更因素对大股东利益输送的制约作用失效。     

中央与地方科技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研究——基于分级制试验与控制权分配的视角

目前,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科技事权和支出责任已经成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本文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分级制试验视角认识我国科技创新治理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控制权的分配和转移情况,对中央与地方科技事权和支出责任中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检查验收权的转移造成了各级政府部门在科技创新试验中行为的异化,并会打破"由点到面"的试验链条,影响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赌王何鸿燊：最后的赌博

深谙赌术的何鸿燊 面临人生最大的赌注。筹码正是他对财富的控制权 “人还活着,子女却迫不及待争财,甚至要对簿公堂,这在香港怕是绝无仅有,闻所未闻。”一名香港大律师对记者连声感叹。     

双重股权对创始人控制权的影响研究——以小米集团与优刻得为例

小米集团和优刻得分别是我国香港和内地第一家以差异表决权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梳理两公司双重股权对创始人控制权的影响,可发现:两公司的商业模式均需要在初始阶段进行长期投入,创始人掌握控制权利于公司实施长期发展战略,投资者对创始人人力资本的认可使得创始人在持续募集股权资金的同时保持对公司的控制。创始人通过持有多倍表决权类股票实现以较低比例的持股获得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的控制权,通过占有过半数董事席位获得董事会控制权。创始人控制也可能会导致创始人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风险,可以通过增强信息披露、规范特别表决权的适用范围、完善股东权益保护的法规制度三个方面来降低这一风险。     

关系型融资下的科技创业企业控制权配置机制研究

中国的创新创业大潮催生了大量初创型科技企业,其中的部分企业科技资本与企业家人力资本并不必然重合,从而导致科技资本成为独立于风险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之外的一支内生力量。这类企业由于自身的科技含量较高,往往受到政府引导基金的青睐,相互之间会形成一种关系型融资格局。在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基础上,以长期重复博弈模型为工具,结合风险投资领域内更加富有调整弹性能力的关系型融资契约设计,模拟推导了这类科技创业企业最优稳态关系型融资契约的演化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在不同初始控制权配置情境下实现委托方和代理方双边激励的条件。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非控股大股东隐秘性退出威胁的治理方式正在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非控股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否会降低股价崩盘的风险并探究其作用机制。分析结果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采取退出威胁可以有效地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从而有利于稳定金融市场。进一步构建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纳入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外部审计质量两个调节变量）,检验发现,社会责任行为表现越好的企业,非控股大股东通过退出威胁越能有效地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外部审计的质量越高,非控股大股东采取退出威胁,则越能显著地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国外家族企业集团代理问题探析

从世界范围看,与分散持股企业比,家族控股股东的存在是更普遍的现象,这种企业形式面临着与分散持股不同的代理问题,即家族的大股东与外部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家族企业集团中又存在着大股东控制的结构与小股东控制的结构,小股东控制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代理问题更严重,以致降低企业的价值。所以我国在家族企业的发展中,对小股东控制的结构要采取慎重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