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情消尽千秋怨碧血凝成万古诗--论邓拓诗词

邓拓是20世纪诗词史上以自己的思想和才情创造了鲜明风格的人。他表现自己心志和抗战事业的诗词,高歌慷慨,气韵沉雄;抒写爱情的诗词深情纯洁,亮丽灵动。书生情怀使他的作品保持了对现实的理性态度和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等终极性价值的追寻,从而站在了时代的思想高点。     

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如何正确认识古代的“中国”是涉及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对于古代与中原政权并立的民族政权哪些可算做中国,学术界大体分为“上溯法”和“下叙法”两大派,至今无法达成共识。我国先民们对“天下”、“国家”、“中国”的认识,同现代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从现代法理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理念去解释中国古代的邦国问题,把古代的“中国”与现代法理意义上的中国等同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去解释历史上各民族政权与中国的关系,那么必将陷入进退失据的窘态。     

稼轩豪放词军事意象初探

战争军事意象是稼轩词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征。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结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体现了辛词的个性特点,也反映了两宋词史上的又一重大变化,即男子汉气概的激扬,词中女性的柔婉美最终让位于血性男子的力度美和崇高美。稼轩豪放词中的军事意象,体现了作者博大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盼望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强烈民族意识。     

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论黄宗羲的法治观

黄宗羲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基本命题出发,提出了法乃“天下之法”,“一家之法”乃“非法之法”,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等具有近代民主因素的法治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源头。研究这一思想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不失借鉴意义。     

论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的生态文学思想与猎人情结

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所具有的预言式生态思想与环保理念备受当代“生态文学”理论家的青睐。但他热衷描写狩猎场景的猎人情结却又遭到新世纪中“生态伦理”理论的诟病。其实从文本的本体性观念来理解,普里什文的诗性自然情怀、生态观念与他的猎人情结并非只有冲突的一面,他所表达出的是人对大自然万物之本能与道义之间的尺度衡量,而这种衡量也可反观当代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现状,实际上表达出一种更为深刻的天人关系的批判性。     

论宋代词人的忧世情怀

宋代文人士大夫大都以名节自砺 ,以道义相期 ,以开济自任 ,有强烈的经世思想、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 ,正因如此 ,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势 ,他们的忧世意识也特别强烈。即使在一向被视作花间尊前聊佐清欢的工具的“小词”中 ,也充满了文人士大夫浓郁的忧世情怀。具体而言 ,北宋词中“多北风雨雪之感” ,而南宋词中 ,“多黍离麦秀之悲”。     

家国、身份与海外几社离散书写的意义

海外几社在继承几社救亡图存、经世致用思想的基础上,发挥精卫填海式的实践品格和拓荒精神,开辟海上抗清新局面。传统诗文成为他们见证家国离散、书写海上战争悲剧、铭刻流亡心路历程的载体,尤为独特地体现了这一群体在海洋精神文化熏陶下的遗民身份处境及其家国情怀。海外几社以其所处的海洋地域文化环境为视角,在离散书写中充分展现人与海之间的思辨关系及其审美心境的历时性变化。海外几社的思想境界及其离散书写对塑造台湾后学的民族文化精神,促进台湾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及文学书写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海外几社的离散书写,也为研究大陆文学与台湾地区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拓展了新视野。     

李白迁谪文学中的"夜郎"情结

从李白写《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起 ,到 1 0年后他自己被贬夜郎途中所写的表达幽怨情怀的诗 ,实际上就完成了文学上的“夜郎”意象的整合。李白迁谪文学中的“夜郎”情结 ,就是那种迁徙遐荒的幽愤、孤独与绝望的感受     

天下共治与两汉政论的直言

刘邦立汉时所宣称的"天下共治",是两汉选贤机制的重要来源。汉王室每逢灾异而选拔直言极谏,主动以朝野对话来纾缓民间积怨,以此作为调整行政措施的参考。但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直言极谏的作用却日渐弱化。两汉文人秉持共治而形成的直言传统并没有因此削弱,遂使得两汉政论散文以直接批评为基调。当东汉皇权与士人关系相疏离,士人遂从行政的参与者转化为政权的旁观者,潜隐著述,指陈时弊。     

走在尘世的两极——《空山灵雨》的佛教精神与人间情怀

许地山是一个文化“混血儿”。传统佛教的出世精神使他悲叹“生本不乐”,中国人的世俗情怀则使他执着现世人生,所以佛教思想与世俗情怀的矛盾,成为贯穿其《空山灵雨》的基本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