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拟骚诗对屈骚主题的重现与衍变

汉代拟骚诗是对屈骚的传述之作,再现和揭示了屈骚部分思想主题及艺术蕴涵,然受时代思潮、个人经历、思想情感的影响,发生了表现重心与格调的衍变.拟骚诗对屈骚的解读与楚辞评论共同深化了汉代楚辞接受.     

先秦元典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之渊薮SSCI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源泉。中华民族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霜雪雨而历久弥新,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拥有强大的文化基因。而中国“前轴心时代”和“轴心时代”的先秦元典为中华文明的进步与繁荣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回儒对话的几点认识——在新加坡“儒学与宗教”研讨会的演讲

正17世纪,或谓明清之际百余年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西方文化东渐,中土文化西被。此时期近百名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或译或撰出版了数百种宣扬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书籍,自周秦以来中国士人大一统的"天下观"垮塌了,被动地接受了意大利人利马窦的《万国舆地图志》里的"世界观"。"世界"一词,虽最早为佛教用典,但被西人借用已有另一意义。传统中土的"天下"与西人的"世界"构成不同的人文品质,体现着中西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当时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熟悉那个陌生的"世界"?至少,有一个人群     

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誓约考论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曹勋自金朝的燕山府(今北京)回到宋朝的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向宋高宗传达的宋徽宗宣谕云:"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他在随后所上《进前十事札子》和绍兴十四年编次的《北狩见闻录》中,又重申了这一宣谕。可见"不诛大臣、言官"的宋太祖誓约,应该确有其事。有宋一朝,"不诛大臣、言官"作为一条祖宗家法,已经得到宋朝君臣的公认。事实上,除特殊时期诛杀过少数几位大臣之外,基本上没有诛杀大臣、言官。宋太祖之所以订立"不诛大臣、言官"这一誓约,以及宋朝君臣谨奉之为祖宗家法,是最高统治者接受前代历史教训,为了巩固政权,采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策的必然结果。宋太祖誓约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在当今也有借鉴意义。     

论“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地位

由秦始皇初步拓展,由汉武帝及子孙最终奠定的"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曾对古代中国的其他地域起到过主导作用。虽然自三国以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在底定中国疆域的最后几轮冲刺表演中,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看客,而中原地域则经常成为表演舞台提供者,但诞生于该板块上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理念、华夷同源谱系等,不仅为华夏族群与夷狄族群所认同,而且成为夷狄族群逐鹿中原、华夷界限移动的理论根据,进而成为统一古代中国的思想武器。     

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论黄宗羲的法治观

黄宗羲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基本命题出发,提出了法乃“天下之法”,“一家之法”乃“非法之法”,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等具有近代民主因素的法治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源头。研究这一思想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不失借鉴意义。     

是"圣王"还是"内外"?——从《庄子·天下》看"内圣外王"的原始意蕴

本文用"以庄解庄"的方式,回到<庄子·天下>篇原文来解析"内圣外王"的原始意涵,认为:从前后文的具体语境和内容来看,在<庄子·天下>篇中,"内圣外王"谈的主要是"内"与"外"的问题,而不是平常所理解的"圣"与"王"的问题.     

"公开发表":一个现代学术神话——兼论课题制下的学术异化

学术是文明之灵魂、文化之根基.与高度私利化的经济不同,学术始终以教化天下、利益众生为己任,以公共性、超越性、人文性为特质,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下》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七篇.庄子再传弟子魏牟所撰<天下>,运用贯穿全篇的"道术,方术"之辨,贬斥儒家、墨家、法家等天下"方术",割裂、遮蔽老聃、关尹传承的古之"道术",使之"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终篇章对传承老聃、关尹并集其大成的庄子"道术"推尊至极.郭象通过妄断<天下>原文,谬注<天下>义理,又把<惠施>残篇移入<天下>混淆视听,谬解<天下>为庄子所撰,谬解庄子所撰<天下>尊儒尊孔至极.旧庄学盲从郭象,导致<天下>篇旨"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至今.     

论郝经的君主观念

金元之际的郝经是一个思"大益于世"的儒士,他总结历史上君主统治的经验,认真分析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君主的新见解,如君主如何以时进退、君主应"有志于天下"、君主要"以天下为度",等等。郝经的君主观念多数具有导君利民的作用,尤其是他对夷夏之辨的清理,是值得肯定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成果。当然,他的正统思想也使他的君主观念带有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