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北宋四子”的政治理想——以《近思录·卷八》为中心

“回向三代”美好政治秩序是孔子以来的儒学士人的长久梦想,到了北宋,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高涨,使得这一梦想在士人的心中变得更加强烈。在“北宋四子”看来,“回向三代”理想政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但他们也承认君主并不是天生完美,而是有种种“不仁不义”的非心,于是正本清源、格君心之非势在必行,而格君心之非的人则自身须是贤人。所以理想的政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北宋四子”所期待的“回向三代”的理想政治尚未完全成真。     

土地改革与农村权力秩序的重建--以1950年至1952年的绵阳为个案

土地改革颠覆了农村社会传统的格局和秩序,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政治动员技术的巧妙运用,我党成功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传递给农民,使其形成具有明确指向的阶级意识,从而积极投身到群众运动之中;继之而起的“公审斗争”和“没收赔罚”摧毁了地主的权威,农民由此掌握了乡村话语权,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通过干部整训,我党着力培育造就新的基层执政者阶层,希冀利用他们替代传统精英,实现乡村权力秩序的重建。     

国际金融新旧秩序下股市波动溢出效应的比较

文章利用GARCH(1,1)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比较分析了国际金融新旧秩序下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股票市场指数收益序列的波动溢出效应及其传导路径.研究表明:在国际金融旧秩序下,英国股市向其他股市有不同程度的波动溢出,美国是股市波动风险传导的终点;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下,中国内地股市从波动溢出传导路径中退出,同时其他传导路径的波动传染效应发生不同程度的降低.     

古代亚洲的"中华亚洲秩序"及其地缘政治根源

古代中国凭借自身在东亚、东南亚、中亚等亚洲部分地区的强大实力与明显优势,通过军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非军事手段,逐渐与异域政权形成宗主—藩属关系,从而在亚洲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国际秩序,可称之为"中华亚洲秩序"。中华亚洲秩序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秉持"无限扩张主义",尽力构建疆域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国际秩序,甚至全球国际秩序不同,是秉持"有限扩张主义",在亚洲地区建立的"有限"的区域国际秩序。对于古代亚洲国际秩序的理解,不应简单地从在西欧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国际秩序及相关理论视角出发,而应回到古代中国与亚洲地区传统的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实际,构建具有中国乃至亚洲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揭示古代亚洲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特征。     

“内卷化”外的建构叙事:资源下乡与文化网络重构北大核心CSSCI

国家资源输入村庄建构了村庄的整合秩序,但是当下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的机制解释路径,无法合理解释这一建构性的实践经验。本文建构“资源-文化网络”的概念框架,通过个案追踪研究后发现资源下乡重构了文化网络,成为一股建构性的力量来整合村庄秩序。这一过程内含四种作用机制:(1)互动机制,资源下乡带动村民成立自发组织,并进行组织网络互动,提高政治参与积极性,促进政治机构完善;(2)激励机制,物质激励赋予传统村规民约以新内涵,激发居民参与自治,非物质激励带动非体制精英发挥乡贤作用,回馈乡里;(3)动员机制,资源输入形塑村庄强社会关联,提升内聚力,集体动员抵御外部破坏性力量;(4)责任机制,村庄共同体的公共权威人物,在平等与公平的价值规范约束下,进行普惠与照顾的目标权衡。这一研究在理论上弥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国家输入资源变量、村庄与村民自下而上反应以及未来取向维度缺失的不足。在政策上为“建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充分依据。     

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

村落空间是村落历史的沉淀。不同于熟人社会研究的关系取向,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视角,基于南方村落的空间图式阐释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祠堂-阳宅”的平面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自然生命升华为道德生命的日常生活路径,而“庙宇-阴宅”的纵向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应对日常生活断裂的宗教生活模式。风水的空间实践镶嵌于村落空间图式,并促进了村落空间的结构化和立体化,而村落空间结构维系了村落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可见,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是空间结构生产与社会秩序生产的统一。现代性力量逐渐抽离了村落空间的历史底蕴,释放了空间权利意识,导致村落空间结构破裂与熟人社会秩序紊乱。立足村庄社会的空间治理是突破村庄空间利益困局,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     

项目下乡后村庄秩序的再审视

项目下乡过程中的资源输入和规则引导,重构了村庄内部的治理秩序。资源和规则下乡之后改变了村庄权力的运作逻辑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构建起了村庄内部的“权力-利益网络”。村干部稳定的周期性选任、利益分配的圈子化和项目运作的封闭化是村庄内部“权力-利益网络”的外在特征。信息分享构建起的关系网络,利益让渡推动的秩序运转,责任形式化形成的自主秩序等催生了村庄内部的新秩序。项目下乡推动村庄发展的制度设计,同时形塑了村庄内部社会秩序。     

仪式展演与象征意义：民间仪式中的多神信仰及其社会功能——三川土族“纳顿”节及多神信仰习俗的人类学考察

信仰是一种观念,仪式却是一种实践.民间仪式的社会功能在于加强社会的凝聚力,把社会的价值灌输给个人;仪式也是演绎着社会的冲突与平衡的舞台.现代人类学通过反思仪式及其展演,透过仪式的象征秩序和象征意义,揭示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关系."纳顿"傩祭遗俗,不仅仅是人神共舞的民间舞台,它还是民间底层社会资源、权利、公共空间、经济利益等分配、再分配的博弈场域;这里也是乡民社会秩序整合与调适的平台,是民族文化传统延续、再延续的生命场.但是,在一种全球化话语的背景中,变适毕竟是难免的.     

国际权力与秩序变革

权力是行为者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行为者之上的能力.在任何政治秩序中,权力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秩序的变更,是由于该国际体系的现存统治方式与权力的重新分配之间发生了断裂.冷战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这就必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而世界秩序的和平变革,必须在权力和道德两者之间寻求艰难的妥协.     

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社区权力与秩序——基于广州市一个城中村的研究

渐进的市场化和突发的制度变迁导致了城中村的权力格局和社区秩序发生了种种变化,居委会—村公司构成的权力结构及其互动关系目前已经成为城中村特有的"双轨制"权力模式,本文以广州市J社区为例深入分析这种双轨制的内在机制,认为社区内存在两种基于资源依赖基础上的循环链,由此带来了社区秩序的双重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