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理性与社会秩序

理性是启蒙时代最根本的方法论特征。霍布斯把国家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秩序看作是人经由理性审慎思考并运用理性能力设计的结果 ,从而否定了神权国家理论。但是 ,霍布斯的理性秩序观也面临着自然状态证成困境、社会契约中的平等悖论、社会秩序设计的乌托邦取向等诸多理论局限。一方面要相信并运用理性 ,积极设计社会蓝图 ;另一方面要认清理性本身的局限 ,不能把社会秩序的设计变成“乌托邦”     

还原论视角下中国农村生活治理的困境及其超越

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性质已转变为生活治理。提升农村生活治理的有效性,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基层行政主体在生活治理中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一些农村地区的生活治理不但没有使基层政权合法性的提升达到预期水平,反而制造出大量社会舆论风险点,使生活治理陷入上下夹逼、进退失据的困境。以农民日常生活的特质为本位,从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的关系出发,可以将生活治理困境的生成原因归结为生活意志的不可还原性与行政本身的还原论倾向之间存在的张力。一方面,生活意志体现为不可还原的认同感、实践感、历史感和直观感;另一方面,对农民日常生活的景观化还原、工业化还原和数字化还原等行政还原逻辑,导致生活治理从村庄生活场域的使用价值中抽离出来,代之以带来政绩增值的交换价值。对生活治理困境的超越路径,在于遵循反还原的实践逻辑深入人的内心世界,着眼于生活规则的再造、沟通渠道的建立和治理主体的识别,对人的观念和认知产生作用。     

传统礼法制度对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秩序整合

传统礼法制度是长期统治古代中国的社会基本制度.探讨传统礼法制度整合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秩序的途径及其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秩序及传统礼法制度在民族精神培育中的价值与作用.     

中国固有法秩序与西方近代法秩序

西方法秩序的形成是以个体为出发点的,然后再考虑保护这些个体利益的社会组织,即个体出发型;而中国法秩序的构思是首先考虑人们的整体共存,然后再给各个主体划分相应的利益,即整体出发型。西方法秩序是被现实的世界和法的世界双重化后,再由法的世界统治现实世界;在传统中国,法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之间没有媒介,二者是合为一体的。近代中国引进的西方"法制度",不是一种法秩序,而是一种工具或者社会装置。     

“家-天下”范式与家族企业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整体文化所体现的群体意识和精神。在整体价值观念视野下,以人为中介,构成了自然、家庭、国家、天下的一体化结构。儒家"家文化"是在"家-天下"框架中形成的,"家族精神"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制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笔者在分析儒家"家文化"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将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起点设置为"家-宗族"联合体。着眼于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生命力,在于"家-天下"范式下的"家族企业-企业联合体"的创新、变革与繁荣。     

社会秩序的失调及其重构路径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体制转轨、结构变化以及社会形态变迁都可能带来社会秩序的失调.转型时期社会秩序的失调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秩序的失调会引起社会生活的暂时紊乱,但是也孕育着适合社会发展的新秩序,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并重构社会秩序,使之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秩序的重构可尝试通过重建价值体系、完善社会规范和加强社会控制等手段来实现.     

国家一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区建设：走向内卷化的权力秩序——基于对长春市J社区的研究

文章拟从国家一社会关系的框架出发,通过对长春市一个城市基层社区建设现状的分析,指出当前在国家主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际上是国家使其权力触角重新延伸到城市基层生活的过程,而这种权力的延伸与渗透是以内卷化为特征的。换言之,社区建设的内在行动逻辑是国家权力技术在城市基层的改变。     

空间与等级秩序——齐格蒙特·鲍曼的全球化思想

对于备受学界推崇的全球化概念,齐格蒙特.鲍曼提出了有力的质询。他指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社会秩序的整齐划一,相反,它是具有等级区分特征的社会空间。现代性与全球化的扩张制造了新的空间等级秩序,这一等级秩序往往通过人们的空间流动能力加以体现,精英和强者往往自由地往来于世界各地,而普通的弱者却只能固守狭小的一隅。鲍曼的观点对于全球化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启发意义。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范式反思和规则调适——以欧盟《数字市场法》秩序自由主义面向为镜鉴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逐渐引发了对其竞争治理的争议,新近制定的欧盟《数字市场法》成为了对数字经济单独立法的典型代表。《数字市场法》与欧盟竞争法存在着紧密联系,反映了欧盟竞争执法在“更经济学路径”深刻影响下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应对乏力。在此背景下,《数字市场法》的制定理念实现了对传统欧洲秩序自由主义的回溯。在数字经济法律治理中,《数字市场法》的镜鉴意义并不应体现在其单独立法的形式要件上,作为后发的反垄断司法辖区,我国可以通过完善现有数字平台反垄断实践实现有效的竞争治理。基于当前平台反垄断活动中的问题,我国应当对传统反垄断分析范式进行适当调适,对竞争损害理论进行扩张,进一步提升平台反垄断法治化水平并且适当地对大型平台设置特殊责任。     

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分化与关系重组*——以巴村为例

农村基层项目扶贫实践中,多元行动主体间的利益博弈直接影响村落社会关系结构。巴村的易地扶贫搬迁事件表明,从扶贫资源下乡后产生的贫困户资格之争到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落地的搬迁名额争夺,村庄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出现明显分化,这种分化造成了村庄社会关系重组,村落社会治理失序。在农村反贫困进程中,要使扶贫项目成为优化村落治理的有效手段,就应坚持以贫困群体为中心,兼顾基层政府的行政意志和村庄整体利益的统一,并在相互信任与互利合作的基础上重建乡村社会的伦理关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