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可以从天人感应,天人合德,人与自然相和谐统一等不同层面来理解其特定意蕴.西方文化强调天人相分,彰显的是认知理性精神,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凸现的是实践理性精神.天人合一观成为解决当前生态环境危机的指导性哲学依据.     

"天人三策"文本顺序考辨——兼论董仲舒贤良对策之年代

历代关于董仲舒贤良对策的年代问题有很多争论,但研究者对"天人三策"之间的文本关系却疏于考察。"天人三策"并不是三篇具有内在连续性且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文本。第一、三对策应创作于建元四年、五年之间,而第二对策则要晚至建元六年至元光元年初。班固在三篇对策间加入"天子复册之"之文,造成三策具有时间递进关系的假象。     

荀子的天人观及其生态美学价值

荀子的天人观思想主要体现在前后保持一贯联系的四个方面,即从批判"蔽于天而不知人"到"明于天人之分",进而"制天命而用之",最终归旨于"君子者,天地之参"。荀子对先秦诸子的天人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并融合创新,为中国自然观的主体结构和格局奠定理论基础。荀子天人观的生态美学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生态整体观,"礼"事天地的生态伦理观,"以时禁发"、"强本节用"的生态资源利用观。荀子独特而又辩证的生态思想和实践操作理念对于当下的生态美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投入产出析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广东省2007年135个部门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编制了广东省文化产业一社会经济投入产出表,从投入产出结构以及运用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分析文化产业对各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广东文化产业影响力系数高,但感应度系数低;文化产业对广东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尚未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广东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文化产业内部结构布局不合理,文化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文化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文化产品的出1：7;广东文化产业经营单位规模偏小,总体缺乏竞争力。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优化广东三次产业结构,重点发展文化服务业;提高广东居民收入,积极引导居民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提高广东文化产业经营单位的竞争实力,向规模化和集团化方向发展。     

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

本文通过对西汉王朝封建政治哲学本体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渊源的探索,认为汉初思想家陆贾从"天道"观上改造了先秦诸子学说,构成为大一统专制政权服务的"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论.他主张以"德"治世而非以"刑"治世,强调"天道"以祥报善、以灾报恶,并由此开创了汉代新儒学的"天道"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天人"相联的哲学本体论模式的开山祖.     

略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天人统一观是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尊重生命、兼爱万物、寡欲节用是其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就已形成了渗透环境伦理意识的政法理念。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和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具有显著的借鉴价值。有分析地借鉴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 ,对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有重要意义。     

环境友好型社会——天人和谐观的新飞跃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天人关系理论的飞跃,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创新。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注的问题。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自然生态和谐的社会,是社会生态环境良好的社会,是自然、人、社会协调发展,共生共盛共赢的社会。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化建设

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针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古典生态智慧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从作为其源头的《周易》分析,它包含“太极化生”、“生生为易”、“天人合德”、“厚德载物”与“大乐同和”等极有价值的生态智慧内涵,成为当代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意象思维的“诗化”之路

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富于诗意的运行轨迹,它以取象譬类,天人互参的方式,以饱含情感的意象氛围直达诗意追求.取象譬类与情意倾向是它的诗化特征;天人互参与意象扭转是它的实践基础和体验基础;象外之象与天地同流是它的诗意指向.意象思维不仅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而且是中国传统审美、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思维方式,是中国审美、文化和诗意文化的机制中枢.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