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康有为、谭嗣同的佛学观比较及其启示

中国近代掀起了一股宗教热,佛教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与谭嗣同的思想最为相近,表现在佛学观上便是都热衷将佛教与孔教、耶教比较,都推崇华严宗等。在这个前提下尚须看到,两人无论对佛学宗派的取舍、对佛学经典的选择还是对佛学教义的阐释都存在巨大差异。有鉴于此,康有为、谭嗣同佛学观的比较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从中体悟两人佛学思想建构的异同,又可以直观感受近代佛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研究

兼善天下、担当作为的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创新文明理论,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吸收借鉴中华优秀文化资源、总结中国共产党文明交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回应国际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诉求,深刻阐述文明的本质属性、剖析文明交往应遵循的原则、探寻文明发展动力,批判并超越旧的西方文明观。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凝聚起世界文明发展的共识,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论拜伦的诗学观

拜伦的诗学思想散见于其诗歌和散文文本之中.拜伦对诗歌目的、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追问,他特别认识到诗歌的治疗作用;拜伦认为,诗人应采取认真、负责、自然的写作姿态,他尤其发掘了注释作为诗歌文本的延伸功能;拜伦的诗歌批评策略是感悟式的,这导致了其诗学成分中理性的缺失,而这与他作为个性独特、处境困窘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份有关.     

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与实践要求初探——由公平与效率的争论说开去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两大价值目标,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存在着多种意见.我们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公平是多维度的和复杂的概念,从而在理论上构建新的社会主义公正观,实践中坚持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论具体形上学展开的理论进路

形而上学探寻的问题包含世界的存在及其与人的存在的关系,而传统形上学以孤立、片面、静止的视野悬置人的存在空谈自在之物,会使得人与世界的关系流于思辨和抽象,无法对人生活的现实世界产生实际意义,由此杨国荣先生提出“具体的形上学”。具体形上学展开的理论进路可以从多种视域切入,其中“以道观之”和“以事观之”分别是《道论》和《人与世界：以“事”观之》中的主要理论视域,前者从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考察存在与人的相互显现,后者以人的行为活动及其结果为指向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的理论进路,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在视域的推进与深化上,其二在形上学的“具体性”指向上,其三在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上。     

存在主义教育教学观对我们的启示

任何一种教育教学改革的实施都将成为其教育理念的落脚点或归宿,教育首先应关注学生作为完整的人的发展,关注其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和社会存在的人的协同发展。教学本质亦应在关注主体间性的哲学思考之上,走向对话性实践。存在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及一系列教育主张,对当今我国教育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我们应批判地对待。     

后现代课程观下教师角色的转变

后现代主义基于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受到现代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想下构建的课程观,因迥异于现代课程观,而要求教师应适时地转变角色。只有这样教师才能适应教育改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