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人的学说的三个误判

海德格尔文本中对马克思的评论聚焦于人的问题,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规定、人的地位及人的归宿等问题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实则是对马克思人的学说的三重误判。海德格尔以既定的人性规定将马克思划入人道主义的范畴,却忽视了马克思对人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早期异化式的人道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变革;认为马克思以人的优先地位遗忘了存在,未能察觉马克思感性活动原则下人的实践活动对于存在的持守;指出马克思所倡导的人自身的生产必将致使人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未能认识马克思通过资本逻辑的批判指明人的终极发展在于自由与解放。透过海德格尔语境中对马克思的误判,还原马克思人的学说的实质与最终指向,是立足于新的理论视角以推进马克思人的学说研究,从而进一步彰显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     

民俗研究的哲学根基——来自哲学家巴赫金的启示

在我国的民俗学研究中,有关外来文艺理论和人文思潮的重大影响不容忽视。巴赫金的哲学人类学、超语言学理论以及类型理论对于民俗学与人类学的理论更新与经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提供某种理论性的说明,也可以为国际民俗学未来的实践导向提供某种伦理性的学术基础。在其烛照之下,民俗学领域对中国的民俗学研究,有了理论的借鉴参照的价值意义,这对于我国的民俗研究,以及当代整个的民俗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对于开拓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也具有启示意义。     

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其诉求转向

现代德国史学对历史知识之建构性、目的性、功用性的认识经历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为了对抗历史怀疑主义,德国史家强调历史知识的视角性和建构性。这种认知因为契合了当时科学概念中的个体性特质而流行一时。至19世纪中叶,科学概念内涵发生了变化,德国史学首先通过摆脱政治伦理说教性和理性从属性而确立了"自为目的性",其次随着历史"写作"与"研究"之间割裂的弥合,逐渐形成一套科学论证方法从而保障了这一特性。"自为目的性"有力地支撑了历史学成为一门自治且自洽的现代科学学科。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史学开始转向更强的社会地位诉求。与此同时,史学的科学性与功用性、客观性与主体性的论争此消彼长。20世纪70年代,历史知识之建构性重新被发现,发挥史学功用性的策略也从引导社会价值取向转为培养个体历史思维能力。纵观现代德国史学的这一认知变化脉络,与其说是在科学性上的递进,毋宁说是为了获取专业知识地位和社会现实地位而做出的建构、反思和调整。     

要素禀赋结构、偏向性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区域异质性随机前沿函数的实证研究

要素禀赋与技术选择具有"相依性",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影响要素禀赋结构及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在要素替代弹性的框架下构建异质性区域随机前沿模型,通过要素禀赋结构与技术选择结构的适配性来剖析TFP动态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东部地区要素禀赋与生产技术水平相匹配,有效要素组合使生产处于经济区域,但技术选择惰性使得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呈负增长;中部地区要素投入结构与技术进步结构的匹配失当;西部地区技术进步与禀赋结构低效匹配,丰裕的劳动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与开发;东北三省要素禀赋与技术选择低效匹配源于有效资本与劳动的双重短缺。     

顺观与逆观:论王夫之观察世界的两种方法

王夫之提出了两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即思辨的顺观和经验的逆观。顺观以理为起点,然后有气与质,这是思辨的思路;逆观以经验为起点,通过志意通达天理,即由质、气而达性,这是经验的路径。按照这双重思维模式,传统的体用论便转换为相为体用。按照逆观模型,气质生生是本源,性自然随之而产生,这即性日生日成说。顺观和逆观是我们理解王夫之哲学的两种基本模式。     

“一带一路”沿线民族品牌联合策略研究——基于消费者自我一致性视角

"一带一路"建设为民族企业提供了进军海外市场的机会与平台,越来越多的民族企业开始重视并利用品牌联合策略创造价值。本文从品牌联合的角度,探究民族品牌联合策略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发现国家形象对跨国品牌联合效应具有显著影响,品牌联合匹配性是影响消费者的品牌联合评价的主要因素。由于消费者是评价品牌联合效应的主体,其自我一致性正向调节本国合作品牌评价与品牌联合评价的关系,因此民族企业应加强自身品牌建设和目标市场调研,通过合理的品牌联合策略进入"一带一路"沿线的海外市场,从而提高我国民族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优势。     

“沧浪之水”今何在?——文化生态系统视域下的文化生成、传播与实证研究

文化生态系统是特定文化生成、发展和传播的基础.文化内在的“生成性”特征决定了文化生成、发展和传播的基本规律.文化是特定“时间-历史”情境中的主体不断建构的结果,建构形成的“文化”又在新的“时间-历史”情境中得到继承、诠释和传播.纵观以“沧浪之水”为载体、以“有道则出、无道则隐”为核心的“沧浪文化”生成、发展和传播全过程, “沧浪文化”从文化的原始生长点出发,早期为扩展扩散,后期为迁移扩散;经由地理表征“升华”到经典文化中,又从经典文化“落实”到地理表征上的双向互动的生成和反身建构过程.就现实意义而言,不同地域的同类文化之间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的关系,绝大多数地理性的“文化正宗”之争可以就此打住.     

流散族群的“家园”夙愿——《苗族“家园”之梦》译介与述评

流散一词最初指犹太人四处漂泊的历史,自20世纪50年代起,更多喻指背井离乡、渴望故乡复兴的情怀,并成为当代人跨境生存方式的类型写照。老挝苗族源自中国,直至20世纪40年代在老挝才开始享有自治权,之后在秘密战争中登上国际舞台。美国苗族学者李麦娜的《苗族"家园"之梦:法属印度支那的合法性追求(1850-1960)》一书研究了1850-1960年间老挝苗族领袖争取权利与合法性的历史。文章认为该书呈现出崭新的视角,如对老挝苗族救世主型领袖的新认识、采用二分法进行谋篇布局、指出苗族未能在老挝建立民族"家园"的原因等。文章也指出了该书存在的不足,即未能对1850-1960年间老挝苗族的一些重要人物做出客观的评价。从恩格斯的"国家"概念入手,文章梳理了老挝复杂的民族问题以及苗族与老挝其他民族的关系,指出无论是政治掮客,还是救世主型领袖,皆因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不可能带领流散中的苗族建立统一的"家园"。最后,文章指出,将建立"家园"的梦想寄希望于"苗王",实际上是老挝苗族一直以来作为流散族群的集体情感的体现。而封建政权、国外势力却将老挝苗族推向了更大范围的流散。因此,建立统一的"家园"俨然成为他们剥离时空的夙愿,抑或是作为"他者"身处跨界边缘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时无所适从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