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子年祭天与元朝的国史编纂

壬子年(元宪宗蒙哥二年,1252)日月山祭天,是有元一代的重要政治文化事件,但在元代的不同文献中有关键性细节分歧。经史源分析,可以发现元文宗朝政书《经世大典》将日月山祭天礼乐活动归于宪宗蒙哥,而将碑传史料中所记的世祖忽必烈隐去。考诸壬子年史实,是忽必烈主导了中原礼乐人员从东平到漠北日月山的活动。壬子年忽里台大会期间,以蒙古文撰写的第一部“国史”《蒙古秘史》成书。《蒙古秘史》所载成吉思汗命子孙祭祀不儿罕山之圣训,与壬子年日月山祭天交相辉映。蒙哥重视的是蒙古传统祭祀,虽然他观看了中原礼乐,但并不感兴趣。到元世祖时期,壬子年日月山祭天仍留存在华北民间记忆中,但在官修宪宗实录中却难觅踪迹。元文宗朝编纂政书时,重新宣扬壬子年祭天,而且篡改了仪式、人物等历史细节,以便为元朝首次亲郊造势。文宗朝政书中的这种篡改过的历史书写,直接被明初《元史》的《志》及部分《列传》所继承。元朝宪宗、世祖、文宗时期官方对壬子年祭天的书写与改写,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二元传统的演变与融合过程。     

唐代皇帝诞节的贺寿礼制

从唐玄宗朝皇帝生日定为全国性节日开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宋代皇帝圣节礼制最终成熟定型。唐代诞节礼制作为圣节贺寿的形成阶段,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就贺寿对象而言,从玄宗千秋节的突出皇权中心,到逐渐接纳民间的生日祝贺父母习俗,并最终形成了圣节为皇帝、皇太后同时贺寿的圣节礼制。就皇帝对百官群臣的诞节赏赐而言,从玄宗朝的重物质、尚豪奢向中晚唐五代的重精神、尚荣誉转变,同时又接纳了民俗节日进衣的传统,至宋代则以赏赐衣物为主。就百官臣子的进献内容而言,从千秋节设计的甘露、醇酎、金镜、绶带等贺寿礼物,很快演变成豪华进献,并变相成为赋税之一种——诞节银。圣节礼制在宋元明清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影响。其节日之设计与演变,对当代节日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教训价值。     

以崔杼为例试论“同姓不婚,其生不蕃”

同姓不婚是我国上古社会一项婚姻禁忌,当时及后来社会以其生不蕃强调其灾害性后果。崔杼的婚姻生活是透视这一禁忌的典型案例。实质上,这一流行于礼制社会的禁忌并非是先民出于优生观念的自觉,礼制观念才是这一禁忌受到普遍接受的主因。     

试论明代晚期董裕墓葬建筑文化与艺术价值

董裕墓为我国明朝晚期的官臣墓葬建筑,其墓葬建筑形式体现了我国古典建筑文化和谐统一的营造思想,石像生和雕刻等艺术在墓葬建筑中也体现无遗。董裕墓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为研究明代晚期官宦建筑提供科学的实证,呼吁相关单位对其应进行科学合理的保护。     

论苏轼以人为本的礼制观——兼论其合祭天地之主张

苏轼重视研究礼制的起源、变化及其具体应用.他对礼制所持的观点,坚持认为礼的产生,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它必然随着时代和人们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判断礼的价值,必须以其是否符合时代要求和人们行为习惯为准则.这些都突出体现了苏轼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他的合祭天地的主张,是其以人为本礼制观念的最好例证.     

西汉元帝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

西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因不循古礼而为后世所讥讽。随着儒家礼治思想渐趋浓厚,汉元帝永光、建昭年间,依据礼典规范皇帝宗庙典制。其主要内容就是罢弃西汉初、中期建立的西汉"祖"、"宗"郡国庙,定皇帝宗庙迭毁之制。     

礼制的重建: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再认识

西汉后期的元、成时期 ,僭越与践踏礼制的现象日益严重 ,刘歆争立古文经 ,是与哀帝欲加强皇权、振作有为的政治举措相呼应的。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的思想指向可见 ,重建礼制正是他争立古文经的用意之所在 ;实际上 ,《左传》等古文经确有助于加强礼制建设。刘歆争立古文经的举动对于纠正今文经学在礼制建设上的缺失 ,在思想上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论西汉散文的赋化及其原因

西汉时期,赋体文学的"铺陈手法"、"主客问答的结构方式"及"对偶俪辞"等特征对其时的散文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了散文的赋化并为骈文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这种影响的发生与西汉时期思想界特别强调阴阳二元观念和礼制建设有着密切关系,它通过内化为士人对"雅"的审美追求而得以实现。